黃錦樟：前通識科最新的一份研究報告

承接上文：〈黃錦樟：對通識科前兩份研究的了解與分析〉（四之二）

編按：通識科自97回歸以來爭議聲音不斷，作者先提出並綜述兩份學者研究，了解通識科有否/如何影響學生參與社會政治運動。今期討論作者等人於去年針對前通識科的研究發現：黃錦樟、李志雄等人（2020）〈了解通識科單元二和單元三的「教科書」和教材能否達到通識科課程指引的目標和要求，及學校教師如何處理和教授這兩門學科？〉，這項研究由香港集思會主辦，香港政府政策創新與統籌辦事處贊助。

第三份研究報告，是2019年下旬，「政策創新與統籌辦事處」邀請學術機構及志願團體針對公共政策議題進行研究探索。香港集思會特邀黃錦樟等人分析通識科「單元2：今日香港」和「單元3：現代中國」「教科書」內容，及與學校教師交談的研究^[1]，回應邀請。

分析通識科「教科書」內容與個案研究牽涉不同專業，分別由兩批研究人員進行。

「教科書」的內容分析

「教科書」研究的研究人員用 2007「通識科教育課指引與評估」的課程宗旨、課程成果等要求，合共分析了市面上出版的「今日香港」與「現代中國」、「教科書」各10本及部份「學材」和教師用書。

研究發現，在「單元2：今日香港」的「教科書」中，只有1/3能達到通識科的目標，這少數「教科書」能從多角度處理社會議題，讓學生明辨思考地作判斷，及幫助學生建立社會國家公民的雙重身份認同，欣賞不同人的觀點和價值觀。

其中編寫較佳的一本，花較大篇幅統整某些議題，介紹其發展脈絡。碰到爭議性較大的議題，不只簡單地列出對議題的正反意見，而是從不同角度展示議題的複雜性和多面性，讓學生細心思考，作出判斷。又在對一些政策性議題提供補充資料和訊息，讓學生作深入了解。

餘下的2/3「教科書」皆不符合通識科課程指引的要求。這些課本絕大部內容偏頗，美化殖民地時期的情況，過半數把香港市民身份和國家國民身份對立起來，鼓勵學生對於不滿的社會現狀、採取激進行動尋求改變。其中個別極端的課本，完全從負面的立場評介香港的社會議題。課文中又提供二維碼連結《香港人的難忘時刻》等歌曲，歌詞是互聯網絡上評擊特區和中國政府及侮辱中國人的內容，與通識科的宗旨背道而馳。

在「單元3：現代中國」單元中，有稍多於1/3「教科書」能達至通識科課程目標的要求。在多角度處理社會議題，反思社會及國家公民的雙重身份認同，及欣賞不同人的觀點和價值觀等評量項目上，這些少數「教科書」能夠幫助學生明辨性思考作出決定和判斷。

編輯得較佳的一本，課本具歷史視野，論據中肯。在介紹不同的議題時，能兼顧不同持份者的意見、理據，有分歧的地方能夠照顧不同的戰略觀點。課本提供的教師用書也很有水平，例如談到經濟發展與環境保的議題時，不單從對立角度、更多從分析兩者優次順序的利與弊上探討議題，不但能幫助學生較全面理解國家面對的種種問題，對國民身份認同的提升亦很有幫助。

餘下2/3不達標的「教科書」，絕大部份內容偏頗，未能讓學生了解當代中國問題的根源，把國家形象描繪負面及用西方的價值觀批評國家的現況、體制與政策。其中一本，在選擇議題資料上，明顯的帶有引導及片面性，學生只能看到批評與指控，沒有讓從多角度思考問題。又誇大改革開放後中國發展及問題的負面訊息，使人錯判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問題多、成就少，令學生難以認識真實的中國，並對中國產生負面觀點。

總的來說，「單元2：今日香港」與「單元3：現代中國」的「教科書」編寫都不理想，未能完全乎合前通識科課程指引的目標和要求。

教學個案研究

個案研究邀請了30所分別來自不同辦學團體的中學參與，是在「反修例事件」及疫情的衝擊下，經過不斷努力而達成的。個案學校按學校中一學生入學時的學生派位成績組別分成三組，（組別1）學生學習能力較強的學校11所，（組別2）學生學習能力較弱學校11所，及（組別3）學生學習能力最弱學校8所。

研究發現，學校通識科的教師隊伍，早期經過曾擔任高級補充程度通識科的教師牽頭、與其他教師分享教學經驗的熏陶，及後在校內由科主任領導，一起動手編制校本教材、教案、作業，一起備課、分享教材和教學經驗，逐步建立起來。教師在講授單元2、3時採用多元法教學：包括使用視聽教材、新聞剪報，網上資料，安排參觀、訪問時事人物和座談會等，不再是課堂上教師齋講。

由於通識科是核心課程，許多個案學校的通識科教學和評估，都以考試為導向。儘管如此，不同組別學校間教師對學生的表現，存着明顯差異。組別1學校的教師對他們的學生有期望，教導學生邏輯思考方法，要學生注重知識和信息積累，又教導學生培養良好習慣，打好根基。

另一方面，受到文憑試試題減低依賴記憶，鼓勵推理和分析技能的特色，組別2、3學校的教師，多偏重訓練學生答題技巧，不少教師強調轉移（知識）技巧，用一個具體的案例，如海港貿易，然後套用到相類似的情況上，學生無需兼顧太多理論知識，認為最能幫助學生考試及格。

研究發現，大多數教師教授通識科時，多強調教師是一個討論會上要保持中立的主持人角色，在與學生探討議題時，教師多注重理性分析，少與學生分享個人經驗或感受。去年的「反修例事件」後，部分教師直言害怕説出個人立場後，會引來學生反感，與學生造成對立。教師的不作為，讓社交群體趁虛而入。

作者認為，通識科將「香港居民」與通識科培養對國家歸屬感和愛國心的宗旨放在一起，顯得不大協調。（亞新社）

香港居民多元身份錯配愛國團結主題

在「身份與身份認同」的主題上，通識科用了「香港居民」一詞，原意是除了土生土長的香港人外，還包括居住香港的非永久性居民和非中國公民，以標榜香港社会的多元化、尊重和包容不同的思想和生活習俗。但是，把「香港居民」與通識科培養對國家歸屬感和愛國心的宗旨放在一起，就顯得不大協調。

另一方面，「身份與身份認同」主題又過分強調香港居民身份認同的多元性成分特徵，要求學生「反思自己的多元身份、價值系統和世界觀的發展…..」（2007通識科課程指引，1.5 學習成果（c）頁4 ），反覆詢問學生「香港居民在何等程度上視自己為本地市民、國家公民和世界公民?…….」及「對香港居民來說，多元化身份有什麼意義? 為什麼?」（探討問題，頁 24）。主題是「身份與身份認同」，實際內容是突出「香港居民」的多元身份，國民身份只是其中的一個選項，與「現代中國」強調國民身份認同（愛國心和團結一起）的主題明顯地不銜接。

絕大部份的教師，都不同意社會不少人士對通識科的「反修例事件」的譴責。他們認為學生受互聯網上社交群體和父母的影響更大，一些教師直指互聯網是衝着中學生而來，教師感到無奈。來自組別1學校的教師，坦言是通識科的學習模式給學生很多關心社會和時事的機會。學校從報紙中選取與學習議題有關的訊息傳給學生，學生經常使用互聯網搜集資料，加入社交群體蒐集、交換訊息和發表意見，都提高了學生的社會意識和對社會運動的興趣。

教師也同時譴責社會運動對學生帶來的負面影響。他們感概的是：2012年的國教事件，給中學生埋下了個炸彈。2014年由大學生牽頭的雨傘運動，中學生只屬旁觀者。2015年後「今日香港」的「教科書」引入「違法達義」議題，給學生一個很大的錯誤訊息，誤導了學生。對學生參與「反修例事件」，大部分教師都表示首要保障學生安全、關顧其情緒，都會給學生恰當的疏導、提點，也有個別教師體諒部分學生的參與，認為他們有抱負，有使命感。

教育局在去年11月初，宣布大幅度修改通識科，給通識科畫上終結的句號。

現在回頭看，通識科在設計上，是忽視了殖民地教育對香港人認同西方價值觀的心態，低估了地緣政治中的媒體及報紙對香港和中國政府的負面批評和誇大、抹黑的宣傳，又高估了議題探究學習能引導學生對問題獨立思考的能力，作出明辨是非的判斷。事實上，要求學生理解牽涉到歷史發展的社會，政治和經濟等複雜性問題並不容易，大學生也未能掌握，更不用說一般的中學生。

網絡鼓吹同溫層兩極化社會意見

當時無法估計到的，是互聯網的急劇發展及社交群體對學生帶來的負面衝擊。社交群體把價值觀、立場和想法相近的人相聚一起，讓人感到輕鬆自在，繼續留在圈子中，接收自己認同的資訊，心理學家稱之為「同溫層效應」。在同溫層的影響下，立場不同的人逐漸歸邊，變為兩極。群體裡的相近意見不斷重複、擴大，讓人完全忽視了不同立場的意見而不自覺，觀點和取態變得越愈來愈偏激，令人情緒化和一面倒的負面。

過往的社會運動，學生都甚少參與。2012年的反國教事件，首次有中學生在社會運動中牽頭。兩年後的雨傘運動，帶頭的是大學生，大部分中學生仍然是旁觀者。一年後，通識科的「教科書」充塞着「違法達義」的所謂公民抗命議題，學生認為社會存在不公義，尤其涉及大非問題，違法也要走出來。

有教師反映。2014-16年間出現廣東話或普通話是香港中文法定言語的爭議，開始見到有群組刻意聯繫中學生，提倡本土意識，反對以普通話作為中國語文科的教學語言，但參與的學校寥寥可數。2019年年初政府提出修改逃犯條例草案，群組捲土重來，積極聯繫更多中學，學生相繼成立反修例關注組，宣傳反修例立場。

Telegram、連登等社交群體，針對中學生而來，群體裏不斷地傳播抨擊政府的制度和政策，又扭曲政策原意，誤導學生，使學生成為獵物。2019年「反修例事件」爆發後，中學生變成了主角之一。有理由相信，大學生也同樣受到社交群體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