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典籍《貞觀政要》謂,唐太宗(598—649)時念「稼穡之艱難」。唐詩人柳宗元(773—819)的〈田家〉云:「雞鳴村巷白,夜色歸暮田」,描出早出晚歸的農耕之苦;李紳(772—846)的〈憫農〉一詩,則呼籲眾人珍惜每粒米飯:「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誰知盤中飧,粒粒皆辛苦」。
「雜交水稻之父」袁隆平(1930—2021)離世,引起各界關注,就關乎農耕的艱辛,水稻雜交試驗的舉步維艱。人們慶幸的,是試驗成功,民眾亦擺脫了飢餓。
角色三特點 自學型專家
學界對他的評價,有大體的共識:他的水稻雜交試驗成功,對農業科學研究、提高水稻產量貢獻大;但在肯定他的試驗成果時,不宜神化個人,沒有研究團隊的合力協作,任何研究課題都難以成功。
網絡平台的民間聲音中,觸及袁隆平不忘包含大飢餓(1958—1962)的左禍、對消除飢餓的理想;也有網絡留言謂:他對水稻雜交的試驗成功,是對社會的重大貢獻,但不能說「以一人之力,解決了十數億人的溫飽」。
以相關的文獻記錄、回憶錄、數據等為研究載體,本欄把袁隆平的「角色特點」,歸納為三點:
一,自學型、有「發現」的農業科技試驗者;
二,能把握機遇的幸運者;
三,不忘「稼穡之艱難」和「曾經的飢餓」,體恤民疾,保留讀書人的一點良知。
尋老師求教 跳出李森科
袁隆平於1953年畢業於西南農學院(重慶),長期在湖南湘西安江農校任教,並從事農業科技研究。他後來試驗水稻雜交成功,成為育種專家和「中國工程院院士」,獲聯合國糧農組織的大獎。
他不是出身於名校,在大學畢業後近20年,從未在省級或更高級的專業研究機構專職研究。直到1971年,才進了湖南省農業科學院,在雜交稻研究協作組任職,一邊教書一邊兼職研究。1980年代以後,主持國家雜交水稻工程研究中心的研究。
他可以說是自學型成名的育種專家,靠個人自學、求師、摸索,走出一條成功之路。
他在大學念的生物教科書,是蘇聯斯大林(1879—1953)「御用科學家」米邱林(1855—1935)、李森科(1898—1976)的一套,無助於育種研究。
據北大教授饒毅的文章,他獲管相恆教授指點(註1),自學美國基因學說創立者托馬斯‧摩爾根(Thomas Morgan, 1866—1945)的遺傳學;1960年,他到北京求教於中國農業科學院教授鮑文奎,增長了對西方遺傳學的認識,幫助了水稻雜交研究試驗。
父親當小官 列在黑五類
袁隆平的父親,畢業於東南大學(南京),曾任孫連仲的副官(?)、行政院僑委會(南京)科長(註2)。
孫連仲當過11戰區司令長官、河北省主席、南京警備總司令。
袁隆平之父雖是芝麻小官,1950年代被定為「偽官吏」、「歷史反革命」(註3)。他因此受牽連。在安江農校任教時,與女化學教員「拍拖」3年而以分手收場(註4),原因是「階級出身不好」,即列入黑五類(地、富、反、壞,後加右派分子)。
毛文革期間(1966—1976),他的研究、試驗受到紅衛兵造反派干擾,備受批鬥之苦。面對「徹底砸爛袁隆平反動資產階級的壇壇罐罐」壓力,他挺下去,堅持研究。
靠幾分運氣 華國鋒扶助
這種在惡劣環境下尋求生存(個人生存與研究、試驗之持續)的韌性,是他獲得成功的重要因素。
他的成功,還在於運氣好,又能把握機遇、拓展可持續發展的空間,乃至從科研的知識產權演化出經營水稻良種的企業,發了大財。
在人生之路,他可說是幸運者。一個在湖南偏僻窮困山區的農業學校教師,卻能在「全國性」的《科學通報》發表文章(1966年停刊前),又獲國務院科技委員會幹部熊衍衡、趙石英(九局局長)的關注、推薦。他們並不相熟,更無利益連結關係,熊、趙只是欣賞文中提出的「發現」而熱心推介。這是帶點「傳奇性」。
毛文革期間,科研活動幾乎停頓,他的水稻雜交研究,卻受到湖南省一些黨政高幹的支持(包括曾主管農業、文教的華國鋒),獲得研究經費補助和試驗場地。華國鋒(1921—2008)後來成為中共中央主席、國務院總理(1976—1980在任),仍支持水稻雜交試驗。
研究團隊的合力協作,對袁隆平來說,也是難得的「幸運」。
知稼穡艱難 不忘大飢餓
保留讀書人的一點良知,也是許多人稱道的角色特點。
袁隆平不刻意「遺忘」民眾遭受的左禍,對大飢餓的悲劇(註5),秉持反思的取向。
官媒和體制內的網絡平台,並不迴避他曾說飢餓和左禍。前幾天,體制內的財新網刊出復旦大學一位教授的文章(註6),稱他是「一個對中國農民的苦難有深刻體會的農民的孩子」。
5月27日,上海官方的澎湃網,提到他「親歷了60年代可怕的大飢荒」(註7),使他有「讓國人遠離飢餓」之想。
5月24日,北京的中國選舉與治理網轉刊官媒報道,提到袁隆平目睹餓殍:
「1959年,嚴重的飢荒開始了,……安江農校的學生與老師,每天只有半斤口糧,所有人都飢腸轆轆。袁隆平也餓得渾身浮腫……有的人挺過了飢荒,而有的人沒能撐過去。袁隆平在一次出門時,看到了橋邊圍了很多人,擠進去一看,是兩具骨瘦如柴的餓殍,他們沒能挺過飢荒。」(註8)
2009年4月,他接受《廣州日報》專訪,提到大躍進時期(1958—1960)的左禍:
「你們年紀輕不知道,三年困難時期,餓死了幾千萬人啊。大躍進把樹都砍了去煉鋼鐵,把生態破壞了,1959年大乾旱,一年基本上沒有收成,餓死了四五千萬人啊。我看到路上有5個餓殍,倒在田坎旁邊,倒在橋下和路邊,我親眼看見啊,那很淒慘的。」
請包公幫忙 大體無飢餓
關於大飢餓(註9),早在袁隆平之前就有一批高幹、學者寫出調查報告。
1986年,國務院統計局局長李成瑞的研究報告,稱1958-1963年「非正常死亡人數」約2200萬(註10)。後來,調研者計算出來的死亡人數,多在3000—3600萬之間。
1962年後,大致不發生餓死人,但窮鄉僻村的飢餓、外出討飯仍存在。陳雲(1905—1995)曾說:「建國快30年了,現在還有討飯的,……不能讓農民喘不過氣來」(註11)。
「喘氣」就是請「包公」幫忙緩解飢餓。
1984年,包產到戶全面實行、人民公社解體,民眾大體能「吃飽飯」。
袁隆平除了關心民眾的溫飽,還向官方建議提高糧食收購價,以補貼方式鼓勵農民種糧,增加防範飢餓之力。這與他對「稼穡之艱難」的認知和體恤民疾有關。
註:
1,饒毅:〈55年前袁隆平發表論文的意義〉,財新網2021.5.22。
2,財新網2021.5.30陳劍的報道。
3,中國選舉與治理網2021.5.24。
4,澎湃網2021.5.27。
5,大飢餓(1958—1962):3000萬人餓死的悲劇
6,唐世平:〈「雜交水稻之父」背後的科學與誤區〉,財新網2021.5.25。
7,〈夫人坐輪椅淚別袁隆平〉,澎湃網2021.5.27。
8,〈袁隆平:一生只做一件事就夠了〉,中國選舉與治理網2021.5.24。
9,港大教授寫餓 公社幹部性侵
10,中共黨史研究,1997年第2期13頁。
11,陳雲文選(1956—1985)212頁。
本文原題〈重民生說飢餓 袁隆平獲敬重〉,原載信報〈思維漫步〉專欄,作者修改、補充、附表後,授權本網站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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