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觀察:從佔中看溝通失效

佔中派以違法抗命方式霸佔道路,目的是希望喚起港人的醒覺,爭取真普選。佔中已達一個月,佔中派的支持度稍增,但社會撕裂層面擴大且深化。從溝通的角度觀察這場佔領運動,令人感到理性溝通極為困難,且難達共識。面對佔中帶來抗爭文化,香港更必須建立溝通文化。
佔中派以違法抗命方式霸佔道路,目的是希望喚起港人的醒覺,爭取「真普選」。佔中已達一個月,佔中派的支持度稍增,但社會撕裂層面擴大且深化。從溝通的角度觀察這場佔領運動,令人感到理性溝通極為困難,且難達共識。面對佔中帶來抗爭文化,香港更必須建立溝通文化。
 
從不同層面看,溝通效果成疑,甚或惡化:
 

一、佔中派內部溝通無法協調

 
佔中三子與學生意見分歧,佔中教授發起啟動佔中後不久,已失去退場的號召力,領導權落在學生手裏。而學生之間也不能協調,和平抗命的學生無法駕馭激進派,如就開通道路與否持不同意見。當學聯與政府官員對話後,形勢沒有緩和,反而提出公投。
 
激進派就公投的內容推向強硬,而溫和派則在通向政總的天橋垂掛「暫緩公投」大型直幡。直至10月26日公投展開幾小時之前,佔中派聯合緊急宣布取消,反映示威派內:佔中三子、學民思潮、學聯、泛民與民主團體之間溝通不足,及後並向公眾公開道歉。
 
再說,佔中學生無法駕馭來自群眾的支持者,旺角佔中者便明言:「學聯不代表我。」由於佔中內部群龍無首,如何收場令人擔憂。
 

二、佔中派對警察失去信任

 
佔中運動以和平抗命展開,因應警方驅散行動、不作為及濫用私刑,令示威者憤慨,回以更激進的行為。於9月28日佔中首天,警方在金鐘一帶發放87枚催淚彈,民憤把佔中擴至旺角及銅鑼灣。
 
於10月4日凌晨旺角黑夜,警方疑對黑社會未有執法,又激起更多市民聚集。最令港人反感的是,警方於龍和道堵路事件中,向示威者曾健超施暴,引致數百社工包圍灣仔警署。之後,市民以「光明磊落,黑角打鑊」的標語諷刺警方知法犯法。佔中一個月,警民之間已陷入極度惡劣的關係,侮辱、謾罵警察,時有發生。
 
社工曾健超被警員帶到暗角施暴,<br/>此事進一步惡化警民之間的關係。 (亞新社圖片)
社工曾健超被警員帶到暗角施暴,<br/>此事進一步惡化警民之間的關係。 (亞新社圖片)
 

三、佔中派說服反佔中有難度

 
佔中派以年輕人較多,家長多為反佔中;這場運動可說是世代之爭,黃絲帶(佔中)與藍絲帶(反佔中)水火不容,年輕人每多不顧父母反對而溜出佔中。佔中還引起夫妻不和、情侶冷戰、朋友反目。「我跟女朋友討論反佔中的理由,她便認為與我並非志同道合,不理睬我三幾天。」一名二十多歲從美國回流香港的年輕人在旺角佔領區說。「我至今有40多人在社交媒體朋友圈裏 unfriend 我,不同意我佔中。」一名男子在金鐘雨傘廣場發言時說。
 
一名姓余的女士帶着三個多月大的嬰兒到金鐘夏慤道做義工,跟丈夫吵架多次,甚至說不惜離婚。慈善團體明愛向晴軒表示,已接獲200多宗與佔中相關的情緒求助個案。
 

四、學生與政府溝通難望共識

 
學聯與港府官員於10月21日對話,五名代表學生表現尚算得體,表達平和、理性,反應迅速,且有條理。但是,雙方只是各自表述,難望共識。
 
該學運旨在追求「我要真普選」,是單方面要求,對話取得共識是需要雙方互相尊重,才有迴旋的餘地。港府官員說明香港須面對「一國兩制」的現實;如果學生只談「真普選」的理想,不理解國家主權的絕對性,那肯定無法達成政改共識。
 
無論如何,如此理性的溝通值得鼓勵,能增進相互了解,緩和對立關係;但是,要是學生罔顧北京政治現實的需要,那麼這種溝通即使接二連三,也只是停留於澄清的作用,也無助於達致其所指「真普選」的目標。
 
學聯與政府於本月21日進行對話,但並未達成共識。 (亞新社圖片)
學聯與政府於本月21日進行對話,但並未達成共識。 (亞新社圖片)

五、與北京溝通格格不入

 
其實,香港政制的最終決定者是北京,港府只是中介人。學生跟港府討價還價,官員也無濟於事,應尋求北京的理解才對。然而,中港兩地存在文化差異,各行各業領袖為求利益或願跟內地協調;佔中者一腔理想去抗爭,難與內地講求和諧協商的文化共存。
 
香港的法律以抗爭性激辯,內地解決紛爭每以「情、理、法」排序而行。抗爭本來便跟北京格格不入,《人民日報》於10月1日國慶節發表評論員文章,指責佔中行動不是「溝通」,而是「對抗」,「極少數」人執意對抗法治。
 

六、媒體報道有局限

 
「難以找到中肯的媒體,我必須到現場親自觀察,才能作出合適的判斷。」一名二十多歲男子每天都到佔領區跑一趟。確實,媒體除了政治立場偏見之外,其本身也有局限。
 
舉例說,無論龍和道突襲事件及旺角警民對恃,民眾粗言穢語,滿口侮警、挑釁之詞,電台、電視等傳媒,均不會播出。如果在現場的話,便知道是激進市民而非學生所為,對學運變質才能有及時的判斷。「那晚我在現場聽到的粗口,我畢生也沒聽那麼多的。」一名文職女士說。
 
再說,佔中運動也顯示,媒體內部在新聞處理有不同的判斷,編輯政策的標凖也在起變化。10月15日晚,超過45名無線新聞部記者聯名公開信,抗議無線管理層刪減香港警察圍毆字眼;前線記者堅持使用「對他拳打腳踢」,管理層則用「懷疑警員對他使用武力」。
 

有效溝通在哪兒?

 
有效溝通,在於佔中者之間。由於佔中理念相同,佔中人士在佔領區能建立和諧小區,合作無間,互相守護。從旺角彌敦道衝突之夜觀察,前排示威者遭受警察搶奪或打爛雨傘,電視畫面從高位拍攝可見,一把把彩色的雨傘從後飄移到前方,在暴力場面展示了以秒計的美景,也體現了高度合作。翌晚再次發生衝突噴胡椒噴霧,現場看見,前方大喊清水、頭盔、眼罩⋯⋯佔中者迅即傳遞,他們共建路障,數人抬一個木架,一個個木架搬移着,也很有默契。
 
佔中者自發建立路障。 (亞新社圖片)
佔中者自發建立路障。 (亞新社圖片)
據中大新聞系的民意調查,於10月8日至15日以隨機抽樣的方式,電話訪問大約800名15歲或以上港人。結果顯示,近38%受訪者表示支持佔領運動,較上月同類調查上升6.7%。不支持佔領運動的受訪者有35.5%,與支持者比例相若,但比上月下跌超過10%。
 
值得注意的是,佔中支持者雖然略增,但是否因理性溝通而達致,難以評定。分析指出,當中有受佔中者感動人心的行為所認同,也有因反對警方執法偏差而轉投佔中,卻未必對佔中的理據具充分認識。
 
無論如何,佔領運動已產生了巨大的後遺症。社會、家庭、警民關係從不同層面分化,綜合溝通失效的原因,港人引以為戒:
 
一、各說各話,意在表達。佔中派說要喚醒反佔中者,最初於各地佔領區可以做到和平交流;但後來在街頭上,大家七咀八舌搶說,不肯禮讓,根本不是在討論,而是把己見強加於別人身上。
 
二、旨在攻擊、發洩。很難期望一般市民和平溝通,不少基於民生怨氣,難得在街頭吶喊,語言攻擊他人為快。
 
三、意氣用事多於事實的探求。說話時容易動氣,態度惡劣,令討論無法理性展開。
 
四、沒有體諒對方的胸襟。溝通是雙方有來有往的對話,須考慮對方的觀點,然後重新審視自己觀點,以點對點討論,反覆論證。但是人們交談,往往無法深入別人的想法。舉例說,反佔中者說:「必須考慮國家利益」;但佔中者回說:「內地怎會需要香港關心呀?」
 
五、非黑即白,令人不敢說話。佔中與反佔中者,於討論時欠缺耐心解說,有時又詞不達意,易於標籤他人,令真正想理性探討的人寧願不問不說。
 

切勿「有溝通、無共識」

 
據著名政治哲學家哈伯馬斯(J. Habermas)所提出的「溝通行動理論」,人類具備理性的溝通能力,應對外在的世界進行反省,而不是隨波逐流。他提出有效溝通的幾個前提,但依此看來,這次香港政治危機不易解決。
 
著名政治哲學家哈伯馬斯。 (網上圖片)
著名政治哲學家哈伯馬斯。 (網上圖片)
 
一、可理解性:即以對方所能理解的溝通方法進行溝通。學聯與官員可以和平交流,但關鍵是雙方能理性溝通,不代表學生願意接受會談結果。
 
二、真實性:即談論的命題確實存在。港府認為,現在人大常委決議可行,但學聯認為這是「假普選」。
 
三、真誠性:即雙方要釋出誠意基礎。港府表示,已釋出誠意,建立多方溝通平台,並向港澳辦遞交民情報告。但學聯卻在醞釀不合作;況且,即使學聯願首肯,旺角或其他熱血公民也未必配合。
 
四、適切性:即雙方對遵守法律及規範系統有共識,才能讓對方較易接納其意見。港府認為佔中非法,促請盡快撤場;學聯認為,佔中組織者事後會自首,彰顯法治。
 
政府建議設立多方溝通平台旨在處理2017年後政改;佔中學生領袖表示,除非平台能處理2017年政改,否則不會退場。然而,已有論者預視,港府一旦成立多方平台,即使接受學聯建議,也只是「口水會」,由於平台着重代表性,各方勢力難以平衡,意見亦南轅北轍,最後難以有效達成共識。因而,如何有效化解危機,避免對話有溝通但無共識,正是當務之急。
 

建立溝通文化,修復社會撕裂

 
一直以來,北京依賴中聯辦作為收集香港訊息重要來源。佔中派批評,中聯辦過分信任親中人士,忽視了其他港人意見,因而對香港民情判斷偏差。展望未來,香港應多渠道向北京作客觀的民情闡述,一方面智庫的功能須要提升,另一方面,香港多間大學也應除了學術探討之外,增加對政策研究的投入。
 
總之,佔中顛覆了人們固有思維,抗爭文化正在植根。與此同時,建立理性的溝通文化,更是必須。展望未來,撕裂的社會須及時修復,無論在擬建的多方溝通平台談政制,以至政治組織論民生,甚至家庭親子、校園師生交鋒、公司管理文化,均應抱理性溝通之道,作充分討論,求同存異,互諒互讓,達致共識。而良好溝通,正是民主發展所必須的要件之一。否則,即使真普選如願達成,人們卻整日吵吵鬧鬧,陷入永無寧日、政令不通之境。港人有民主、無福祉,也是悲劇一場。
 
原文刊於 BBC 中文網,獲作者授權發表。
 

廖美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