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幾年在網上讀到不少關於「禪讓政制」或「禪讓政治」的討論。這個古老的政治話題所以引起熱議，大概因為有論者認為中共近30年來一黨政治的權力更替方式，正是儒家數千年來所嚮往的「禪讓政制」在現代的體現。 （如「獨立評論網」《禪讓政制》等文章。）這些論述，自然會引起許多不同的回應。可惜這些回應都大糾纏於歷史事實的爭議，忽視了我們今天討論「禪讓政制」或「禪讓政治」的真正意義，應是它的政治理念對今日人類是否仍有所啟發，而不是它在歷史上是否存在過。
許多烏托邦式的政治理念，在它的建制還沒有在人類社會出現之前，討論得最多。「禪讓政治」也一樣。作為一種政治理念，無論其建制有沒有出現過，也應該有討論的價值。討論的方向，更應是理念的內容實質，看看有沒有今天我們可傳承或參考的東西。
今天討論禪讓政制的人，在觀念上，一般都受兩方面影響：其一是五四以來由顧詰剛所倡導的疑古派看法，認為禪讓政制出現的時期只是一個神話時代，依據的是《山海經》等材料。另一是馬列主義的人類學、考古學的附和者，認為禪讓制度屬於新石器時期原始社會主義的公社制度，其依據是考古遺存。（可參看香港商務印書館2000年郭大順《追尋五帝》一書的論述。）這些觀點主要影響史實的爭議，和我們的討論沒有多大關係。我們的討論，主要針對禪讓政制的理念，哪怕由此理念構思的社會圖景，只是一個理想國、烏托邦或桃花源，都沒有問題。因為作為一種政治理念，雖是虛構的，只要思想豐富，對人類社會制度有啟發，便有探索的意義。
何況，若從政治理念來看，禪讓政治的主要理念，在中國歷史上也有過某種方式、某一程度的實踐。秦代的布衣可以致將相，漢代的鄉舉里選制，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制，以禪讓名義不流血的改朝換代，隋唐以後的科舉制。直到今日，禪讓理念仍發揮作用。例如最近加拿大學者貝淡寧（Daniel A. Bell）所提出的「賢能政治」meritocracy，其研究雖針對當代如新加坡或中國的政制，其理念則以隋、唐建立的科舉制度作為它的傳統模式。在我看來，中國賢能政治的理念，實可追溯到《禮運大同篇》所說堯、舜時代的「選賢與能」。
貝淡寧論賢能
貝淡寧認為中國式的「賢能政治」，今日中國執政黨已將其納入社會主義建制中，並發展出某些方面優於民主制的實效。貝淡寧對「選舉式民主」政治（electorial democracy）提出了一個很尖銳的批評：「權力的運用牽涉很多領域──工場、學校、醫院、監獄等等──在這些領域中，我們都很自然的設想行使權力的領袖，都必須首先具有相關的能力（筆者按：指具專業訓練的執行能力）。」但在選舉式民主制度中獲取政治權力，卻是一個例外。「選擇一個沒有政治經驗的領袖並無問題，只要他是由一人一票選出來的。」貝淡寧指出：迷信選舉式民主的人，似乎都沒有考慮到政治領導人的專業問題，而事實上政治工作所涉及的專業知識和相關經驗，比其他工作複雜得多。但選舉式民主並無機制去事前檢查候選人有關的素質，只憑投票選民道聽塗說的了解和判斷。這樣投票選出來的政治領袖，往往只有業餘水平，政績大多難以令人滿意。賢能政治的選拔，卻要求對候選人的政治實踐作長期考察，所以就實事求是得多，正好針對了民主政治最大的缺失。（參看 Daniel A. Bell：China Model：Political Meritocracy and the Limits of Democrac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5《中國模式：賢能政治與民主的局限性》英文版頁16）。貝淡寧的看法在西方引起了頗大的回響，參與討論者不少。
福山的思考
另一方面，曾經認為可以民主政制來結束人類政治制度探索歷史的法蘭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也在重新審視民主政治問題，並對中國傳統文官政制研究與評價，作為現代政制的另一個參照系。（參看他的新書 Political Order and Political Decay：From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to the Globalization of Democracy，New York：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2014《政治秩序與政治衰敗：從工業革命到民主全球化》）
什麼原因引起福山對政治制度的新思考？
一個重要原因就是2003年美國沒有得到聯合國授權，就揮軍入侵伊拉克。他遂決定與當時的小布殊政府保持距離，並對民主政制（特別是美式民主）的實際運作作了新的思考。福山認為一國自以為優良的政治制度，只宜以身作則，而不宜以意志及軍事力量，強加於他國。若是這樣，則美國的新保守主義政策與蘇聯的列寧主義何別？2006年他在《紐約時報雜誌》撰文提出了這個觀點。跟着這些年，福山對美式民主制度做了歷史回顧和現狀考察，結果他得出一個與其成名作《歷史的終結與最後一人》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迥然不同的看法。
他在2005年企鵝版（Penguin）序中，簡要說明此書的心思想：
自由民主制可能構成「人類意識形態演進的終點」且成為「人類政府的最後模式」，由此造成相關「歷史的終結」。就是說，較早的政府模式，性質上都突顯了嚴重的缺陷和非理性的成份，引致自身的的崩潰，自由民主制卻能免除這些基本的內在抵觸，雖然仍有異議。（本文作者引譯）
幸虧他補上了「仍有異議」一句。經歷一番世界的政治風雲和近20年的考察，到了今天，他自己也大有「異議」了。他在《政治秩序與政治衰敗》中說：「的確，民主政制本身，可以是其衰敗的源頭。」（頁462）在回顧與考察中，福山發現：麥迪遜式三權分立的民主（Madisonian version democracy），原意是以司法和立法來限制行政的權力，或保持建制中權力的平衡。但隨着社會政治經濟的發展，不斷有新的利益集團興起。這些利益集團和政黨政治掛勾的結果，使司法、立法兩個部門，慢慢淪為利益集團爭利的工具，客觀上降低了行政部門的效率。由此之故，不但劣化了政府的服務功能，而且大大收窄了國家政治視野。更有甚者，這種情況下，國民對政府愈來愈失去信心，於是又要求更多的監察及制衡機制，建立更多的部門、通過更多的法案。於是便演成這樣一種荒謬的局面：民主愈多，政府的能力愈低！（參看 Profile Books 版頁467—471）經過對歷史上各種政制走向現代化的重新考察，在此書的後記中他這樣說：
從現代民主制的興起來看，《政治秩序的成因》、《政治秩序及政治秩衰敗》都明確地顯示，並沒有一種自動的機制，可把我們領向政治的現代化……較長遠的歷史趨向，並不單單形成於各種社會力量，而要加上領袖人物和政治活動家個人的參與互動，集體地使一個建制演進成形。（引譯自Profile Books 版頁556—557）
福山在這裏終提出了「人治」的問題。他理解的「現代國家」是一個「非個人的」（nonpersonal），也就是不涉私人干預或影響的「法治」國家，通過理性的法制來運作。問題是一切制度都要通過許多「個人」來執行，「非個人」的運作是不可能的，也不一定就是理性的。美國民主政制按「非個人」的理念來設計，但其建制卻讓「個人」有機可乘，結果卻以國家利益的「個人化」造成今日的衰敗。這使福山能客觀地參照其他強調「人治」的政制，例如「中國模式」。
中國思想家很早就討論過「人治」與「法治」的問題。法家說：「明主之國，無書簡之文，以法為教。」（《韓非子》〈五蠹〉）儒家則云：「尚賢推德天下治。」（《荀子》〈成相〉）道家則說：「法令滋彰，盜賊多有。」（《老子》57章），又說：「絕聖棄智，民利百倍。」（《老子》19章）。法家重法，儒家重人，道家則二者皆非。這是一個值得觀察和再探討的課題，而這個課題我們可以在禪讓政治的遺產中得到啟發。
中國賢能政治理念的源頭都在堯、舜推行的禪讓政治中，其中包含了許多超前的近代人文政治理念，更值得詳細研究。
待續
（封面圖片：Pixabay／CC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