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如何，曾經流行一時的反美人士的觀點：全球化即美國化的論調，可以休矣。美國作為一個國家的政治體制，其核心運作是保護自己國民的利益；但是一個全球性的資本主義體制，其利益與其國家利益有時並不一定是一致的，主要的關鍵是美國政府要扮演一個調節者以調和其中的利益的角色。美國民粹主義的興起，民眾向右轉，反對自由貿易、反移民，並顯示了民主政府失了「調節者」的功能。
全球化帶動資本主義
當然，美國和英國對全球化的逆轉，並非表示會煞停全球化的趨勢；如果說全球化是資本主義生產方或的新的發展階段，那麼英美的國民反應也只是市場經濟的一種內部調正而已，全球化的趨勢仍然勢不可擋。
從某種程度上，福山（Fukuyama）的論斷仍然是正確的，資本主義仍然是人類有效率地賴以生存及發展的唯一制度，著名的制度經濟學者羅拔‧夏邦納（Robert Heilbroner）所說，資本主義仍然是最有效分配資源的制度，最重要的是它的彈性。資本主義有兩大特徵：一方面，它以尋求最高利潤作為動力；另一更重要的一面，是它的不斷擴展性。它與封建制度不同的是，其利潤不是純以花費在窮奢極侈的糜爛生活上，而是用再生產之用，個別資本家是需要冒險的，擴展性的性格比利潤更為重要，否則資本主義就會壽終正寢了，全球化及反全球化的趨勢，顯出資本主義的彈性。
競爭是資本主義的天生品質，市場上有多個生產者及消費者，生產者絞盡腦汁，以最佳貨品推出市場；而消費者也要精打細算，懂購買又平又好的貨品。競爭必然會帶來進步；生產力急速提升，是市場帶來的後果，也是社會主義「命令經濟」崩潰的原因。
更為重要的，是競爭所帶來的科技上的進步，二十一世紀是科技突飛猛進的時代，特別是人工智能的突破。電腦已經成功地擊敗人類最佳的圍棋高手，人力資源專家預測十年後，機械人可能會取代人類50%的工作。在生命科學的探討上，幹細胞的研究更開放了人類的長壽之迷，人類壽命不斷延長。經濟學家有一致的共識；資本主義經濟有所謂周期（business cycle），有興盛及爆破（booth & bust）周期；但是，資本主義的周期，有熊彼得（J. Schumpeter）之所謂「創造性的毀滅」（Creative destruction），其中最重要的creative activities就是科技的突破。蘋果iPhone之發展及創新，在短短十年內，令人類的生活方式，以致社會的運轉模式，發生天翻地覆的變化，也是科技創新影響及帶動資本主義的最佳例子。
社會動盪源於貧富懸殊
科技突破令生產力大增，從而令人類社會經濟體制生產容量增加，這從世界各國的國民生產總量（GDP）以及貿易總量之增加可以看到。在一些國家，經過政府架構的過濾及篩選，經濟總量增加的成果，是可以令大部分的國民得到好處的。在減少貧窮方面，中國是一個突出的例子。在社會主義「命令經濟」階段，社會普遍貧窮，經過政府失誤或天災，更有大飢荒出現。現在，中國已成為第二大經濟體系，一個龐大的中產階級已經形成。雖然在一些西北僻遠鄉村地區，貧窮仍然存在。
法國經濟學家湯瑪士‧比吉提（Thomas Piketty）在他研究的經濟名著《新資本論》（New Capital），利用了跨國際的經濟數據，論證了英美等國200年來的貧富懸殊的情況，證明了貧富影響之情況不可能完全消除，而只可以減輕。但是，不幸地，全球化的擴展，令多個國家或地區的貧富差別更加尖銳。舉例香港統計處出版的2016年堅尼系數已達到0.539，創45年來新高，而五年前是0.537，而1971年為0.430，顯然是惡化了很多，雖然總體來說香港是全球化的得益者。
在美國，也有所謂99% vs 1%的問題，2008年金融海嘯之後，有人佔領華爾街，並且持續了一年多，喊出了「我們是99%的人」。有關一個美國「不平等」問題，諾貝爾經濟學得主約瑟‧史提格斯（Joseph E. Stiglitz）在2013年出版的《不平等的代價》（The price of inequality）有詳盡的分析。
不過，現在我們所談及的貧富懸殊，主要是指相對的貧富懸殊，不是絕對的貧富懸殊。在經濟較為發達的社會名國家，政府議會設立不同程度的公共支援的計劃，以扶助貧富階級。因此，大規模餓殍遍野的情形不可能發生。就算在經濟較為落後的國家及社會發生大規模的天災，聯合國也會以第一時間組織人道協助。不過貧富懸殊始終是社會動盪的重要原因。
民粹主義浪潮
除這些外，全球化還會對某些社會結構造成衝擊，因此引起社會不穩定。如前所述，全球化造成全世界一體化的市場經濟。各國紛紛構築自由貿易體系，例如美國、加拿大及墨西哥三國所組成的北美自由貿易區（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rea），對世界經濟產生重要的影響。由於貿易堡壘被打破，各國的產業架構也要被迫轉型，這對各國的社會結構造成衝擊，因而造成社會動盪，其中一個例子，是2005年12月，世界貿易組織部長會議在香港舉行，韓國米農4,000多人來港示威，他們抗議因為政府開放市場，因而令米價大跌，引致嚴重損失。另外，由於本國產業結構經歷巨變，一些傳統行業消失，因而引致大量失業，人心不滿。顯然英國脫歐公投成功，以及特朗普當選成功，卻離不開英國及美國在全球化衝擊下的內部產業結構變化，所引起的震動。
事實上，現在歐洲大陸及英美等國崛起的所謂「民粹主義浪潮」（Populist surge），究其本質亦是本土主義（Localism or Nativism）的一種。對內，民粹主義者反權力精英，對外則仇外及排外，傾向孤立主義的狀態。民粹主義一般都會擁護專制獨裁，是反民主及平等的；亦是反理性主義及情緒式的。因此，民粹主義者往往和野心家一拍即合，而往往也為野心家所利用。民粹主義風潮過後，往往專制主義就會乘虛而入。
學術界公認，近代世界有三次民粹主義代表性的運動。第一，是十九世紀末，美國西南部人民黨反對壟斷資本的激進運動；第二是，十九世紀下半葉，俄國知識份子的「到民間去」的鼓動農民革命的命潮；第三是二十世紀中葉，阿根廷的貝隆推動的「貝隆主義」運動。而現在西方出現的右翼（主要）及左翼民粹主義，可能是第四次民粹主義的社會運動。
難易界定民粹主義和本土主義
1967年，英國著名學者歐納斯‧基納（Ernest Gellner）曾經組織一次學行會議，專門討論民粹主義的含義，以期盼學術界能夠取得對於這個概念的共同標準。但是，結果並不理想，學術界對這個概念的理解仍然分歧。各種定義及解釋紛陳，例如以下的例子：
- 民粹主義是地域性團體對抗全球化的潮流。
- 民粹主義是留戀過去，用古代價值對抗現代性。
- 民粹主義是小生產者對抗大規模生產者的行為。
- 民粹主義主要指一些權力精英面對挫敗時，煽情廣大群眾，造成社會運動，以達到自己的目標。
- 民粹主義主要實現直接大民主，反議會民主；排斥移民；
- 民粹主義反對經濟不平等，反對知識份子，反對金融精英。
- 民粹主義運動的領袖者的特點是具有超凡的魅力和個性等等。
這顯示出學術界似乎還未找到一個簡單而精確的定義，來界定民粹主義。
同樣地，本土主義也是頗難界定的；在文化人類學，有一個概念叫「我族中心主義」（ethnocentrism），像一個個人一樣，一個種族有自我保護及延續的需求，這種需求是天生的。民族主義及本土主義可以說是這種「我族中心主義」的派生概念。「我族中心主義」是生物性的，而民族主義之興起，與民族國家的建立並生，而民族群眾的誕生則假設一個政治社會的存在（political community），這是十八世紀法國大革命之後的產物，民族主義是近代的產物。民族國家以疆土為界，劃地為牢；一個民族國家可以是多民族的，世界各國互相移民，因此世界大多數的國家是多民族的，單一民族如日本，是極其罕有的。
本土主義亦有自我維護及存續的含義，實超越了社會習俗及政治性的意義，更有文化心理的含蘊，特別是對某一個原居地的「認同感」（Identity）而言。心理學上有「認同感危機」（Identity crisis）之說，但「認同感危機」則表示人們在一個迷茫混亂的狀態，失了導向；相反地，本土主義者具有極其強烈的認同感，特別是拒外、排外的心態。
略論全球化、民粹主義及本土主義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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