奢侈品的內外價差和高額折扣，驅動國人蜂擁海外豪擲名牌，激發經久不衰的各色海外代購，在當前嚴控外匯流出的情況下讓中國海關大為頭痛。同樣一件香奈兒經典CF手袋，法國專賣店比上海便宜30%左右，價差一萬人民幣不止；Gucci和Prada在意大利著名奧特萊斯——The Mall裏可以比國內便宜50%甚至更多。自2009年到現在，從佛羅倫薩市區到郊區購物村的班車日均車次都將近翻了一倍，可見掃貨兇猛；購物村更是豪氣萬丈地打出了口號：Uffize can wait, the mall can not，意即烏菲茲（佛羅倫薩聞名世界的美術館）等得及，折扣村等不及。村中精品手快有、手慢無，莫謂言之不預也。
說到折扣，奢侈品定價機制中，本身就有兩相矛盾的動力。奢侈品本就是求其非必需，需求彈性一定要比其他商品大得多，也就是價格調整所帶來的銷量變化舉足輕重，折扣一落，銷售額應聲而起。更為誘惑的是，奢侈品行業具有邊際報酬遞增的特徵。
邊際報酬遞增
邊際報酬者，最後一單位投入帶來的利潤回報是也。邊際報酬遞減是世間常態，或人力、土地、或時間，在固定技術水平下，對收益的貢獻總是趨於衰減。當邊際收益降低到與邊際成本相等，投入也就有了最佳規模，止於當止之處。而邊際報酬遞增卻反其道而行，最後一單位銷售帶來的利潤是愈來愈多的，最後產量勢必多多益善，根本停不下來！邊際報酬遞增通常發生在知識性、標準性、觀念性價值遠大於物質性價值，從而具有正向外部性的產品上。無形價值以及研發成本佔總成本絕大部分的時候，產品的邊際成本就可以忽略不記了，比如電腦軟件開發價值昂貴，但可以無限零成本拷貝。更加神奇的是如果銷量優勢在初始階段達到一定程度，形成了讓消費者習慣的使用慣例、技術制式和消費文化，那麼巨大的外部性優勢將贏者通吃，把競爭者掐死在搖籃裏。這類擴散過程是自組織的經典案例：順時針方向的鐘、QWERT的打字鍵盤排列、Windows桌面操作系統和後扣式胸罩。
觀念商品
第四次產業革命浪潮和知識經濟的興起，幾乎使所有商品都具有了一部分觀念商品屬性，直觀反應就是製造成本在總成本里比例不斷下降，固定成本對可變成本的比例不斷上升。奢侈品尤其明顯，人人皆知它們賣的是社交辨識功能，至於實體品質，無論是高檔皮具還是衣履配飾，以至相當多的鐘錶珠寶，早都已經從標榜的手工業向集成型、工業化生產轉變——換句話說，它們只是精緻一點的工業品；保證品質的關鍵，並非廣告中展出的那些頗有意境的選料和手工——老工匠在氤氳的光線裏鞣製皮革，少女們在童話般的古堡中穿針引線——而是標準化的質控管理程序。
以意大利著名奢侈品集團公司，擁有Prada和miumiu品牌的Prada SPA為例，截至2014年上半年， 其銷售成本（為可變生產成本，包括原料、工資和生產費用）不過佔總營業收入的28.2 %，毛利率高達71.8%；而營運開支（為固定成本，主要包括廣告、市場開發、基礎投資折舊和管理層薪酬）卻佔到總收入50.5%，遠超生產成本。 三分山色半江影，因此，奢侈品的最終售價中，實物商品不過是觀念商品的載體。這也解釋了為什麼Gucci、LV低端線裏那些LOGO醒目的PU材質手袋，看起來性價比最差，卻在市場上最受歡迎。消費者其實是精明的，知道如何用最少的付出獲得最高比例的觀念商品價值。
觀念價值的形成當然要靠廣告、服務、門店、市場網絡各種投入，而實現卻華山一條路唯有銷售。和巨大的固定成本相比，邊際成本簡直可以忽略不計，每一單位成功新售出的奢侈單品，都會攤薄固定成本，實現規模報酬遞增；與銷量同時增加的品牌的知名度和佔有率，又會積累天然的消費者教育社會資本，激發羊群效應，以正反饋的成長速度吸納新手入門；最後，這些跳起來摸得到的初段新手買家，將是最為熱心於分辨李逵李鬼、幫助打擊奢侈品牌最難擺脫的天敵——高仿盜版的一群人。所以，折扣銷售對奢侈品定價來說，是塞壬（Siren，希臘神話中以歌聲誘惑航海者使之沉船的海妖）的誘惑，難以抗拒的甜品，無怪奧特萊斯（折扣村）迅速發展成風靡全球的商業推廣文化。
但是，針無兩頭利，邊際報酬遞增遲早會面臨系統內總資源的約束。折扣氾濫、低端線過重，對品牌價值的侵蝕也是顯而易見的。所以百年老店總是一副忍不住貪嘴又嚴格控制體重的家庭主婦作派，對可打折、偶爾打折，和打死也不折的產品線以及銷售分區做嚴格管控。同一品牌內部，季節款可以周期打折，主流款偶然打折，至於經典款，倘若打折，那就活像地產開發商冒天下之大不韙降價賣房，明天就會有憤怒的老主顧來砸售樓處；不但決不能降，還要過一年半載漲一漲價，以堅固消費者的信心。
地區策略也經過精心設計，雖然中外價差存在關稅因素，但多數奢侈品的中國關稅稅率在15%至25%之間，遠遠不能解釋動輒40%以上的差價，即使在免稅港香港，也與歐洲價格相距懸殊。真正的原因是，歐美奢侈品在整個亞太區的定價策略就是高位硬性姿態。即使最喜歡使用折扣促銷的，介於奢侈品和快消商品之間的所謂輕奢品牌，比如Coach、Kate Spade、Micheal Kors，也是一派傲嬌矜持，不肯折腰。
「醒後思量覺後禪」
奢侈品今天如此企硬，也是當年買來的教訓。20、30年前，歐洲品牌也曾熱衷過在亞洲走普及推廣的低端路線，對當地合作者大派經營特許權，結局卻是一地雞毛， 最廣為人知的中國例子就是皮爾卡丹，這個由Dior前設計總監創立的高端個人品牌由於濫發授權又未能有效監控品質，商譽迅速貶值；類似的Balenciaga在香港，YSL在日本，也經歷了相同的教訓，最後只能亡羊補牢地收回大部分授權。
但是歸根到底，奢侈品不打折仍然賺盡天下，還是因為這些歷經滄桑的老品牌們，準確捏住了亞洲社會中產文化的內在脈搏。媒體時常驚嘆於亞洲消費奢侈品的年輕化，20幾歲的女孩子背著香奈兒包，戴梵克雅寶項鍊或者卡地亞手錶，其街頭閃回率遠超歐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主席拉嘉德，一位優雅的法國年長女士，在訪問中國時就頗有意味地說過，在法國用愛馬仕鉑金包的女士通常須達到她這個年齡。
殊不知，奢侈品牌在中國乃至東亞，作為社交語言的語境是不同的。進口奢侈品的主要受眾，亞洲的新興中產階級，本質上是經濟全球化的產物。在東亞傳統核心次序的家庭、職場、官場中，都找不到充分定位和表達自身地位的符號，於是他們求諸於同樣在全球化中舶來的歐美奢侈品，繞開舊有等級約束，快捷、高效、簡明地建立起一套新的社交文化識別系統和交流語言。歐美腕錶有習俗所謂的商人戴勞力士，醫生律師戴歐米茄，工程師戴萬國，傳達着一種穩定社會中各得其體、各適其意的文化情緒， 而中國都市的年輕白領花相當於半年的薪水買一塊俗稱黑水鬼的勞力士潛水者手錶，或者職場女生下班後才拿出來的香奈兒、YSL手包，看似對物質的虛榮心背後卻是一種騷動不安的自我預期和同類認可，在這個舊有符號或湮滅遠去，或僵化凝固，而新的精神家園尚未建立的希望與波動的年代中，寄託着夢想的憧憬，也撫慰着現實的落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