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家有本難唸的經，外人讀不通，家裏人也未必全通，必須細讀，不要想當然，被成見牽着鼻子走。讀不通或者讀歪「香港經」當然有許多原因，但有我認為有兩個常見的錯誤是很關鍵的：
一、從製造業邏輯觀察
用製造業（計劃經濟）的邏輯去理解香港93%自由市場服務經濟。
我認為，一國兩制中不少潛在的問題，是製造文化和服務文化的差異，不只是來自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分歧。
一個全球最成功的製造文化和一個全球最成功服務文化的差異, 不是來自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分歧。
上面話事、下面服從的單向制度，適合製造業的運作；服從、守紀律、循規蹈矩的員工，有利於提高生産效率。製造業的工人在供應鏈中可以說是隱形的，他們的個人因素在生産過程以及製成品中是沒有明顯的作用的——至少對於工廠和顧客而言。服務業卻不一樣，員工直接向顧客提供服務，他們的個性、心情、態度、反應的快慢、「執生」能力等等個人因素，對服務質素起着決定的作用。
因此，在製造業方面出類拔萃的國家，例如歐洲大陸的德國、法國、意大利、俄羅斯等，亞洲的如台灣、日本、韓國等，在服務業方面卻並不出色，全球性服務網絡的開拓能力一直有局限。
相反地，在所有的五星級服務中——例如酒店，律師行、會計師行、商業顧問、國際銀行、投資銀行、保險公司、供應鏈管理服務、國際信用卡、航空公司（國泰航空和新加坡航空公司），全球快遞服務等等，最大的國際機構絕大部分都源自英、美主導的國際貿易系統。
瑞士和奧地利的酒店學校很有名，訓練出無數的酒店管理人材,可為什麼世界上沒有五星級的瑞士酒店、奧國酒店呢？法文是國際刑事法院、國際海洋法法庭、世界貿易組織等國際司法和調解機構的法定語言之一；而西班牙文則是世界第二大母語，僅次於中文，為什麼沒有世界級的法國或西班牙的律師行、會計師行?
為什麼日本服務出名殷勤、整潔、優雅，可其航空公司的國際地位卻比不上香港國泰和新加坡航空? 從1970年代到1980年代末，日本的主要銀行曾經是全球最大、最豪氣的金融機構，美國《銀行家》雜誌按總資產排名的1988年世界10大銀行中，有7間是日本的；它們大手筆地到處買公司、買法國印象派名畫…可是，借用《經濟學人》的話說，「10年之後，它們成為國際笑柄(global laughing stock)」，到現在還未恢復國際地位和聲譽。
這是一個可以分析、但一言難盡的題目，需要另文討論。
二、從國家經濟觀點出發
以國家經濟的觀點去理解香港的經濟發展。香港是一個城市經濟，不是一個國家；以蘋果比蘋果，應該與倫敦、紐約，以至北京、上海等城市比較。
例如以就業比重來看，倫敦和紐約經濟「獨沽一味」的程度比香港還要厲害。根據2014年的統計，倫敦服務業佔總就業的91%，製造業只佔2.6% ，建築業6%，農業0.8%，而且未來五年會繼續下降。紐約市的服務業佔非農業就業的94%（製造業1.9%，礦業、林業和建築合共3.1%，農業僱員年平均只有200-300人）。巴黎 2012年服務業佔大巴黎 （巴黎城市區域）就業的87% （製造業約8%， 建築及公共工程4.8%， 農業0.1%）。
國內服務業佔GDP比重去年第一次超過50%。可是，龍頭北京的服務業比重遠高於其他省市，佔GDP比重去年超過80%，就業佔第二和第三產業的80.5%。上海2015年服務業佔GDP比重67%，全市就業稍逾60%。
我相信大家都同意，要找出正確的答案，首先要提出適當的問題。如果農夫一心只想着如何耕田，如何把田耕得更好，答案自然是搵牛，可如果我們問如何提高服務競爭力，答案是是讓馬發揮它的能力。
原載自《明報月刊》三月號，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