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遵義:保護主義勢力抬頭 落實沒有輸家的全球化

須化解非全球化與反全球化的情緒,各國政府應當利用重分配與再就業培訓,落實沒有輸家的全球化。
 劉遵義:國際知名經濟學家、曾任香港中文大學第六任校長(2004 年至 2010 年)。1944 年生於中國貴州省,於香港接受初高中教育,其後留學史丹福大學,並於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取得博士學位。曾任史丹福大學經濟系教授、史丹福大學亞太研究中心共同主任、經濟政策研究所主任。專研經濟發展與經濟增長,以及包括中國在內的東亞經濟。1966年建立最早之中國計量經濟模型,其後加以改良及進行精緻化。現任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12屆全國委員會委員及其經濟委員會副主任。曾被選為計量經濟學會院士、台北中央研究院院士、Conference for Research in Income and Wealth 會員、劍橋大學邱吉爾學院海外院士、中國社會科學院榮譽資深研究員,以及國際歐亞科學院院士,投身於學問發展。著有專書六種,也曾於國際學術期刊發表180多篇論文。以下是他《塑造嶄新的國際社會》新書發布會的演講內容:
首先,請容許我介紹一下我的對話夥伴與共同作者。池田大作先生是一位和平運動家、佛法哲學家、教育家、作家和詩人。1960年至1979年,池田先生擔任日本在家佛教團體創價學會會長,現為國際創價學會(Soka Gakkai International,簡稱 SGI)會長。國際創價學會是一個紮根於社區,以民衆自強為目標,積極促進和平,規模最大、最多元化的在家佛教團體。池田先生不懈地追求世界和平,長年呼籲裁軍,尤其是裁減核武器。他出版的著作超過240本。池田先生的成就,為普世所公認,曾經由全球超過三百所大學頒授榮譽博士學位,他也是香港中文大學的榮譽校友(中大於2000年授予池田先生榮譽社會科學博士學位)。他分別在1974、1983、1992及2000年四度訪問中大。創價大學是全球最早與中大進行定期、持續學術交流的大學之一,於1975年開始,至今兩校之間的交流依然緊密,中大的敬文書院,就與創價大學有本科生交換的協定。

與池田大作的因緣際會

我第一次與池田先生見面,是在2007年我訪問創價大學的時候。我與池田先生,一見如故,就21世紀的和平、經濟與教育等問題,展開廣泛的對話,我受益良多。我返港後,我們繼續以書信對話。這些對話的內容,也曾分別在日本和香港的期刊上分期發表。後來集中編成一本書,日文版已於2015年出版,英文版也將於2017年初在美國出版,我非常感謝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在今天發行中文版。
我第一次與池田先生見面,是在2007年我訪問創價大學的時候。我與池田先生,一見如故,就21世紀的和平、經濟與教育等問題,展開廣泛的對話,我受益良多。(中文大學出版社)
我第一次與池田先生見面,是在2007年我訪問創價大學的時候。我與池田先生,一見如故,就21世紀的和平、經濟與教育等問題,展開廣泛的對話,我受益良多。(中文大學出版社)
池田先生堅定地率先開拓及促進中日人民之間及兩國政府之間的友好和理解。1968年,在中日關係最低潮的時候,他發表「日中邦交正常化倡言」,為1972年中日建交鋪路。他1974年訪華,曾晉見周恩來總理與鄧小平副總理。他長期以來在共同繁榮、互惠雙贏的原則上,大力倡導和支持中日兩國的和平合作。

中日兩國21世紀的共同機遇

其實中日兩國的交往有超過2000年的歷史,無論是文化、教育、貿易、宗教、藝術、技術等領域,都交流頻繁密切。近代中國的重要領導,例如孫中山、蔣中正、陳獨秀與李大釗諸先生,都曾在日本居留或留學。中日兩國若能真誠合作,會將東亞文化、經濟與社會發展,再帶上另一高峰!兩國人民必須看清楚,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日名尖閣諸島)的爭端,只是美國作為離間中日關係的一枚棋子。
特朗普先生即將就任美國總統,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TPP)) 與跨大西洋貿易和投資夥伴關係協定 (Transatlantic Trade and Investment Partnership(TTIP)) 都面臨失敗的命運,反而提供了中日兩國加強經濟合作的空間,這是中日兩國在21世紀的共同機遇,應當及時把握利用。在中日兩經濟體具備高度互補性的前提下,中日自由貿易區是一個能達至雙贏的可行做法,此外,東盟 + 三(中、日、韓)自由貿易區,與東盟 + 六(中、日、韓、印度、澳洲與紐西蘭)自由貿易區(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RCEP)),亦都是可行的。

人民幣和日圓維持「相對實質平價」

再一個可行的合作方式,是參考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羅伯特.蒙代爾 (Robert Mundell) 教授對美元和歐元互相協調的建議,來協調人民幣相對日圓的匯率。假如人民幣和日圓能夠維持在一個「相對實質平價(relative real parity)」的範圍內,例如在15-18日圓兌人民幣1元之間。當日圓相對人民幣低於15(日圓強勢)的時候,日本中央銀行釋出日圓,購買人民幣,讓人民幣相對日圓升值,幫助日本向中國出口。當日圓相對人民幣高於18(人民幣強勢)的時候,中國人民銀行(中國的中央銀行)釋出人民幣,購買日圓,讓人民幣相對日圓貶值,幫助中國向日本出口。這樣一來,人民幣兌日圓的匯率,會穩定在15-18日圓之間。這相對匯率的穩定性,能大大推動中日兩國之間的貿易及直接投資的增長。事實上,高瞻遠矚的池田先生,早在40年前已就此事在有關探索日中邦交正常化的文章,提出要重新評估國際貨幣結算制度,並建議建立以日圓和人民幣作為國際結算貨幣的制度。一旦人民幣與日圓相互匯率的穩定性建立起來,也可以歡迎其它東亞貨幣加入此機制內。

全球化保護主義勢力抬頭

最近幾個月來,英國人民選擇脫歐,美國特朗普先生崛起,與歐盟多個國家內部孤立與保護主義、反移民和難民勢力的抬頭,反映非全球化的思想蔓延整個世界。全球化是好事,中國自從在1978年開始改革與開放後,至今能有5億人脫貧,是拜全球化之賜。
但全球化現時面臨兩個挑戰:首先,國際貿易在每一個國家中,都會製造贏家與輸家。例如,出口商是贏家,購買進口商品的消費者也是贏家,但為進口商品替代的產業與其雇員則是輸家。原則上,在自願性國際貿易中,每一個國家都應當是淨贏家,都應當有淨得益。但實際上,因為大多數國家國內重分配沒有做好,差不多每一個國家都會有輸家。這些輸家在全球化過程中,不但沒有得益,反而長期受損,所以他們會反對自由貿易,反對全球化。其次,在全球化下,另外一位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保羅.薩繆爾森(Paul Samuelson)教授,曾經證明「要素價格相等化定理(factor-price equalization theorem)」,即是在自由貿易下,要素價格,例如低技能勞動力的工資,會向全球的最低水平看齊,所以在發達經濟體內,低技能勞動力的工資,只能下降,不會上升,低技能的雇員,也會變成全球化的輸家。

落實沒有輸家的全球化

要繼續在21世紀推動全球化,就必須化解這些非全球化與反全球化的情緒,各國政府應當利用重分配與再就業培訓的政策,落實沒有輸家的全球化。中國習近平主席最近在亞太經濟合作組織在秘魯的年會上,重申中國會繼續它的對外開放政策。中國倡導的一帶一路,也是一個繼續推動全球化的重要動力。

21世紀教育:向學術權威挑戰

池田先生和我亦曾討論在21世紀的教育。美國教育與科研的一個優勢,是它對於新的意念,以及向既成的學術權威挑戰,普遍持有開放的態度,同時亦有強大的實用傾向,所以美國創新能夠領先世界。只有透過向既成權威挑戰,才能產生突破性的科學發展。伽利略(Galileo)挑戰當時已廣為接受的地球中心思想,愛因斯坦也挑戰了牛頓定律,楊振寧與李政道也挑戰了物理學中「宇稱守恆 (conservation of parity)」的假定。尊敬老師、長輩、權威,是東亞文化的特性,卻壓抑了獨立思考的意願與原始創新的動力。提出疑問經常是新科學發現不可或缺的第一步。學以致用,是創新普及化的開端。東亞、中國與香港都應當在這兩方面繼續努力。
美國教育與科研的一個優勢,是它對於新的意念,以及向既成的學術權威挑戰,普遍持有開放的態度,同時亦有強大的實用傾向,所以美國創新能夠領先世界。只有透過向既成權威挑戰,才能產生突破性的科學發展。(中文大學出版社)
美國教育與科研的一個優勢,是它對於新的意念,以及向既成的學術權威挑戰,普遍持有開放的態度,同時亦有強大的實用傾向,所以美國創新能夠領先世界。只有透過向既成權威挑戰,才能產生突破性的科學發展。(中文大學出版社)

東亞經濟體吸取教訓

在這書中,我亦曾談及各次金融危機及它們所提供的教訓。1997年的東亞貨幣危機,主要的原因是東亞一些經濟體的資產與負債的貨幣與期限不匹配,以短期的貸款來做長期的投資,以外幣的貸款來做只有本幣收入的國內投資,一旦危機爆發,必須還債,還不出就只好破產。當然,其中也有國外對沖基金在這些經濟體,利用短期資本可以無限制自由跨國流動,進行掠奪性的投機。東亞經濟體吸取教訓,各中央銀行現時都持有大量外匯儲備,但資產與負債的貨幣與期限不匹配的情況,依然嚴重。
2001年美國安然公司破產,主要原因是該公司的報表外活動,大量虧損,然而公司董事會與市場,都不知情,最後倒閉而終。但美國國會其後通過的 Sarbanes-Oxley 法案,並無禁止報表外活動,故2007年美國的次貸危機,仍然是報表外活動所引致。
2008年由雷曼兄弟公司破產引發的全球金融危機,信用違約掉期(或信用違約互換)(credit default swaps(CDSs))扮演很重要的角色。信用違約掉期(CDS)是一種於1990年代後期引進的新金融產品。原則上,CDS 是企業債券不能償還債務的保險合同。CDS 由保險公司發售,當發債企業不能償還債務時,售賣 CDS 的保險公司便要作出賠償。但保險的一個基本原則,就是買保險的人必須有可保險利益,而且為了抑制受保人的道德風險,保險公司一般不提供全額或超額保險。因此,讓那些持有雷曼兄弟債券的人,或者雷曼兄弟公司欠款的承辦商和供應商,他們從 AIG(American International Group,一家美國保險公司)那裏為那些尚未償欠款購買 CDS 是合情合理的。然而,讓其它任何不直接受雷曼兄弟公司影響的人,尤其是有能力令雷曼公司倒閉的人,購買雷曼兄弟的 CDS 或者購買高於實際財務風險的 CDS,便不合情理了。然而,賣 CDS 的保險公司卻忽略自己在銷售保險的事實,而認為自己僅僅是在賭博。AIG 的主要問題在於它沒有區分 CDS 購買者有沒有可保險利益而隨意售賣 CDS。這就像容許很多陌生人為某個人擁有的房子購買保險,激發他們燒毀這所房子從而獲取保險賠償的意願。這就是保險業中著名的道德風險問題,是每一家保險公司都應該知道並且避免的。東亞、中國與香港,都應當禁止銷售信用違約掉期給沒有可保險利益的機構或個人。
1997年,香港回歸祖國之時,池田先生寫了一首長詩贈給香港的朋友,我將當中一節念給大家聽,作為今天的結語:
出發吧!
我摯愛的香港朋友
新時代正在張開雙臂
等待着你們盡情歌舞
香港歷史
是不屈不撓的人民
充滿幹勁
衝破各種難關
爭取勝利的劇作
歷史流轉變遷
但香港人民並不氣餒
如滿布荒地的野草
充滿鬥志
剛強勇敢地
排除萬難
落地生根
決不回首過去
只會瞻望未來

本社編輯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