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9月,我應邀前往南斯拉夫的首都 Belgrade 參加一個以「終身教育」為主題的國際研討會。這是我有生以來獲得的第一個邀請,而南斯拉夫又是自中學時代起就渴望一到的地方,因此,隨後收到亞洲基金會答應贊助旅費的消息時,我真是喜出望外。我必須感謝英國基爾大學 (Keele University)輔導處 Audrey Newsome 的支持,她早前來港大訪問時我們見過面。這邀請是她讓主辦當局發給我的,她同時又安排我於研討會後到她學校訪問。
香港沒有直飛 Belgrade 的航班,必須在羅馬轉機。這很好,我可以順道遊覽一下這個四通八達的大都會。我午間到達酒店,安排好晚上的遊覽節目之後,便出外吃點東西,然後到處蹓躂。忽然有一個中年男子走來,向我問路。知道我是遊客之後,便告訴我他剛從墨西哥來,是當地 Olivetti 的代理,來此是為了要跟廠方洽商業務。跟着他提議去喝杯啤酒。喝啤酒的時候,他又建議稍後一起出遊。當他知道我晚上已有安排後,又問我住在哪一家酒店,說可以待我遊覽完畢之後到酒店找我。我唯唯否否以對。當晚,我參加的遊覽團去到 Trevi 噴泉 (即電影《羅馬之戀》裏的許願噴泉) 時,又碰見他,他正在到處找遊客搭訕。他一見到我,便立即別過頭去。當晚他沒有到酒店找我。後來我把這個經驗告訴宿舍一位同事 (也是大學同學)。他說,他也遇過類似情況。
逃過了一劫,但逃不過第二劫。第二劫發生於 Belgrade。我早一天到達當地,晚上無所事事,在街上看見一家頗具規模但收費相當廉宜的酒吧兼夜總會,門外的木牌寫着:最低消費美金十元,啤酒每杯美金十元,覺得可以一試,於是進去看看。喝了幾口啤酒、看了兩個相當不錯的土風舞表演之後,一個年齡、身材和樣貌都極像系主任 Norman Henderson 的男子走過來,自我介紹是這裏的領班,然後問我來自哪裏,跟着又說兩年前到過香港,並高度讚賞它的風土人情。我覺得這個人很有趣,便請他喝酒。後來,他問我對剛才兩個表演的意見,又問我可否也請他們喝杯酒。這兩個表演只涉及一男二女,於是很爽快地答應了。三人才坐定,剛表演完集體舞的八個藝員便拉着椅子擁上來,並主動要了兩瓶香檳。這時的形勢可說完全失控,我只好從速結賬走人。賬單大約150美元。
研討會的主題雖然跟「課外活動」沒有直接關係,但我也從中獲得一些啟示,看到課外活動在終身教育或終身學習上的重要性和所起的作用。學術研討會其中一個作用是提供機會,讓學者發展人際關係,但我當時並沒有注意到這點,所以散會後就什麼都煙消雲散了。期間雖然交換過不少名片,但隨後也沒有做什麼跟進工作。
會場的所在地是多瑙河畔一座新落成的酒店,兩者隔着一片綠油油的草坪。天黑後,這裏便出現三三兩兩的少男少女,或隨意散步,或站着閒聊。一位來自加拿大的學者對我說,他們都是性工作者。我問何以見得。他說他專研究這方面的問題,見慣了,一看便知。我半信半疑,便找個機會走近他們,觀察一下。果然很快就有一名少女走到我身邊,用英語說,只要十塊錢。看來社會主義國家的社會問題不比資本主義國家少。
聽當地人唱《深深的海洋》
我會唱好幾首社會主義國家的歌曲,都是在學友社學的。其中一首叫《深深的海洋》的南斯拉夫民歌我特別喜歡,曾經跟游順釗在一次天文學會的餘興活動中當眾唱過。這次來到南斯拉夫,當然希望聽聽當地人唱這首歌了。果然天從人願。一晚,我獨自坐在酒店的大堂聽鋼琴演奏時,琴手突然走過來問我喜歡聽什麼歌曲,我於是請他奏這首歌。結果他邊彈邊唱,圓了我的心願。
往英國途中,我利用周末開了個小差,在德國一個小城 Siegen 停留了兩晚,代表在當地參加第19屆奧林匹克國際象棋賽的香港隊出賽,讓沒有後備的香港隊其中一個隊員可以休戰一次。我晚飯時份抵達法蘭克福機場,想先致電隊長報到,但身上只有紙幣,於是走進一家店鋪,要求換一些可以用來打電話的硬幣,不果,試第二家,也不果,再試第三家,依然不果。所得的答案都是:我必須去銀行換。可是,機場的銀行早已停止了辦公。最後,我只好隨便買瓶果汁,換取一些硬幣。
在英國訪問了基爾大學和伯明翰大學,參觀了他們的學生宿舍,並在伯明翰大學聽了 Ronald Price 的演講。他在西安教過幾年英文,剛出版了《中國現代教育》。這真是一個巧遇,我們因此認識了。這時,我正嘗試用英語開這科。返港前,我特地到倫敦的 Foyles 書店購買這本書,但還未有貨,只好訂購。寫訂單時,接待我的青年人竟然不懂得怎樣拼 Education 這個字!
封面圖片:Trevi 噴泉(網上圖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