屠呦呦與「錢學森之問」

錢學森與屠呦呦都是科學家，不過錢學森早已作古，屠呦呦則是剛出爐的諾貝爾獎得主。兩人相信也素未謀面。在這裏擺在一起，是因為內地有一個著名的「錢學森之問」，而屠呦呦的得獎，卻似乎為「錢學森之問」的答案提供了線索。

 

「錢學森之問」在內地的學術界幾乎無人不知。簡單的版本是：「為什麼我們的學校總是培養不出傑出人才？」2005年，錢學森問探望他的總理溫家寶說：「這麼多年培養的學生，還沒有哪一個的學術成就，能夠跟民國時期培養的大師相比。」從此「錢學森之問」不脛而走，成為學術界的討論熱點。錢學森沒有具體提到諾貝爾獎，但是討論的焦點，往往就是諾貝爾獎。

 

在屠呦呦之前，華人得過諾貝爾獎的不是沒有。就自然科學來說，硬的研究突破，歷史上就有：

 

李政道（1926年生，1957物理獎）；楊振寧（1922年生，1957物理獎）；丁肇中（1936年生，1976物理獎）；李遠哲（1936年生，1986化學獎）；朱棣文（1948年生，1997物理獎）；崔琦（1939年生， 1998物理獎）；錢永健（1952年生，2008化學獎）；高錕（1933年生，2009物理獎）。

 

這也許就是錢學森所說「民國時期」教育的產物。當然，錢學森提的只是籠統的問題。他戲劇化地針對1949解放以後的大學教育，是刺激的話。假如把以22歲大學畢業為界線，1949年之前大學畢業的，應該在1937年以前出生。那麼，李政道、楊振寧、丁肇中、李遠哲、高錕，都屬於這一族（崔琦也勉強屬於這一族）；都是在1949解放以前讀完大學的。剩下的朱棣文與錢永健，則是美籍華人，全部在美國完成正規教育，不宜拿來比較。（內地很少人提到：崔琦與高錕，分別在培正與聖約瑟念中學，都是在香港。）反正，「錢學森之問」，內地的演繹是：「為什麼解放以後的大學教育，培養不了諾貝爾獎得主。」

 

十年來，內地學術界經常以「錢學森之問」為話題，批評高等教育的政策和風氣。有時候，幾乎變成了埋怨現狀的平台、藉故呻吟的機會，但也有不少人提出答案，又或者分析錢學森的問題。

 

最常見的是轉化問題：如何培養「創新型人才」。也有人認為是教師問題：是教師沒有創新意識。更多人認為是體制問題：應試教育、缺乏動力、剽竊抄襲等等。然而普遍把分析問題，當成解決問題。因此怨氣發洩以後，很少有跟進的措施。即使有，也是類似「尖子計劃」之類，效果不明顯。

 

 

屠呦呦獲獎以後，她的「三無」身份（無博士學位、無海外留學背景、無院士銜頭）又引發了新的討論。屠呦呦生於1930年，計算下來，她還是屬於在1949以前完成大學的。不過她的研究，卻實實在在是1949年以後在中國境內進行。

 

筆者沒有資格回答「錢學森之問」，也沒有資格評價內地學者的回答，但是屠呦呦之得獎，會有幾方面的啟示。

 

一、內地網上，討論屠呦呦得獎，非常熱鬧。但是看來看去，只有極少數介紹她的研究單位。這是很奇怪的。一般自然科學的諾貝爾得主，人們都會有興趣得獎者屬於哪個實驗室、哪個研究所。因為一定是這樣的單位，有這樣的土壤，讓這樣的研究可以生根發芽。那不是「錢學森之問」的關鍵之處嗎？

 

屠呦呦所屬單位是中國中醫科學院，以前叫做中醫研究院。很不幸，內地網上都誤寫成是「中國中醫研究院」，估計是互相抄襲，以訛傳訛。恰巧筆者的姑丈耿鑑庭（已去世）名列首批參加當時中醫研究院的名醫。屠呦呦說「中醫藥是一個偉大的寶庫」，是毛澤東的話，但不是口號；周恩來在全國搜羅中醫名師，1955年成立中醫研究院。

 

中醫科學院，素來藏龍臥虎。我的親戚（也是該院退休名醫）說，屠呦呦素來不多說話、不善交際，是「典型的傳統的老一代的科學家」。她的注意力，幾乎百分之百放在專研上面。中醫研究院在文革時期，似乎受的衝擊不太大，也許是因為這些埋頭苦幹的研究者，既沒有政治野心，也沒有領導地位，因此耿鑑庭那一代沒有受到多少傷害，年輕的屠呦呦也沒有得到紅衞兵的「眷顧」。她的青蒿素提取辦法的突破，是1971年在文革時期發生的。

 

應該有人研究一下，為什麼屠呦呦能夠逃過文化大革命的浩劫？中醫研究院裏面還有不少類似的科學精英。為什麼中醫研究院能夠在歷次政治運動之後，還保存如此的一個團隊？這不也是回答「錢學森之問」的一個啟示嗎？

 

二、屠呦呦得獎之後，沒有多少多餘的話，只說：「青蒿素研究獲獎是當年研究團隊集體攻關的結果，是中國科學家集體的榮譽。」這就不只是中醫研究院了。她的提取方法，在全國有數個研究中心，都在努力，都是這項科學成就的貢獻者。

 

事實上，看看網上的資料，有些傑出的研究同行，沒有屠呦呦的幸運，在文革中自殺了。也有研究團隊的人，像屠呦呦一樣，以身試藥，因而獻出了生命。「團隊」這兩個字，在屠呦呦心中，分量一定很重。

 

 

這些，均無損屠呦呦在研究青蒿素方面的領頭地位，而且是超過40年的領頭地位。但是看看網上的討論，有些自稱也是做同類研究的人，表達的不是祝賀與興奮，而是酸溜溜的心態；溢於言表。甚至有知名者認為屠呦呦在發表論文署名的時候，「拔高自己、貶低他人、忽略別人」，因此評不上院士。那實在貽笑大方。諾貝爾獎，不是靠簡單的論文數目、引用次數、影響因子來評定的。說這話的人，是用評院士的思維來衡量諾貝爾獎，似乎認為評院士比評諾獎嚴格。網上馬上有人反駁：難道要對諾獎打假？老實說，要真的用論文署名作嚴格審查，全國一定鬧得天翻地覆。

 

回到「錢學森之問」。這種文人相輕的文化，那種對人家的成就不服氣、不肯定的風氣，不正也是學術研究不能蓬勃的原因之一嗎？

 

 

三、然而，網上最熱的，倒是相反：排山倒海的要求檢討院士的評審制度。人民網上一段話，也許最能代表：「默默工作、不善交際、敢講真話、貢獻卓著的落選院士，涉嫌造假、擅長公關、有權有錢的卻順利當選、風光無限」。這話說得也沒錯，但也許有點過了頭，好像所有的院士都是靠造假、公關選上的，那不符事實。

 

筆者想說的倒是：拿諾獎與院士比較，幾乎是諷刺。諾獎是一種回顧式的獎勵，因此一般要經過一段長時間的考驗，才能看出得主的貢獻。因此，得到了當然高興，但不是科學家的奮鬥目標，也不是得主自己可以輕易去爭取得來的。像當年高錕（76歲）一樣，沒有預告、沒有通知；屠呦呦（84歲）是在新聞中得知得獎消息的。

 

中國的院士，現在有點像古代狀元，是「功名」、是個人奮鬥的目標、院校和研究所羅致的對象。筆者曾經在內地說過這話，年輕的學者說聽不懂：「爭取成為院士有什麼不對？」人們關心的不是研究，而是個人的榮譽地位。實際上，心繫研究本身對人類知識、人類生活的貢獻，才會有真正的研究成果。現在看得到的屠呦呦的歷程，就說明了，只有對於研究真正有興趣、對自己做的有使命感，才會心無旁騖，才會有默默埋頭、潛心鑽研的勁頭，才會有真正的研究成就。要是一心想着自己何日可以登上諾貝爾獎的殿堂，也許能當上院士，卻一定不會得到諾貝爾獎。

 

又回到「錢學森之問」。什麼時候中國的學者，像屠呦呦一樣，毋須再顧慮自己研究以外的事，毋須擔心社會上種種沒有積極意義的壓力，毋須看着人家臉色過活，中國就不難產生大批大批的「傑出人才」。

 

原文刊於《信報》，原題為〈屠呦呦與錢學森〉，獲作者授權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