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生於戰國後期，為一代大儒，其學說之周備，同時無兩。
以民為本
在政治經濟學上，他以民為本，故特別重視農業，重視糧食安全。他主張生產上無奪農時，田賦要低，並按土地的質量、產能賦稅。在他的「王制」中，有專職的官員「司空」管理水利：「修隄梁，通溝澮，行水潦，安水臧，以時決塞，歲雖凶敗水旱，使民有所耘艾。」並有專職官員「治田」管理農業生產「相高下，視肥墝（按：不肥沃的土地曰「墝」），序五種，謹蓄臧，以時順修，使農夫樸力而寡能（按：即專注於農業生產而不兼營別業）。」又有專職官員「虞師」控制生產適度，維持開發的持續性：「養山林藪澤草木魚鱉百索（按：「百索」即種種需索），使國家足用而財物不屈」。
荀子也重視工、商業的發展。他的「王制」也有專管工藝生產的官員「工師」監察生產：「論百工，審時事，辨功苦，尚完利，便備用，使雕琢文采不敢專造於家」，保障工藝生產的人才、水準、供求和專業性。還有專管商業運作的官員「治市」：「易道路，謹盜賊，平室律，以時順修，使賓旅安而財貨通」，使交通暢順，道路安全，創造好的營商環境，有利於物流與貿易。（〈王制篇〉頁168-170）荀子主張低關稅，以利物資的交流，卻要限制從商者的數目，不讓商業的發展失控，影響他的農業主導政策。荀子是某種「重農主義」，但他的自由貿易目的只在「兼足」各地物資的需求，而不在利潤的追逐與資本（貨幣）的累積。
未被重用
荀子先後到過齊、秦、趙、楚諸國，曾在齊稷下講學，三為祭酒（按：祭酒，學宮之長），楚春申君並用為蘭陵令，但實未被重用。荀子在霸道橫行，攻戰唯利的時代，舉王道之制，倡仁人之師，標禮義之「分」，論富國之道，其說雖高瞻遠矚，卻難為急功近利的諸侯所納。然而，荀子卻不是一個烏托邦式的空想家，他的思路邏輯而理性，他的建議切實可行，儘管不見用於當時，卻造福於後代。
在荀子的時代，秦國是最強勢的諸侯：「威彊乎湯、武，大廣乎舜、禹……」但荀子認為這種強勢隱含危機：「地遍天下，威動海內，強殆中國，然而憂不可勝校（按：同「較」）也」。為甚麼？「常恐天下之一合而軋己也」。因為秦只行「力術」，以力得天下，又不能「節威反（按：同「返」）文」，不納儒者德政，「污漫、爭奪、貪利」，必致覆滅。（〈彊國篇〉頁298-302）荀子的評估果然準確：秦統一天下，竟二世而亡。《漢書‧食貨志》論秦國政治經濟云：
及秦孝公用商君，壞井田，開阡伯（按：即「阡陌」），急耕戰之賞，雖非古道，猶以務本之故，傾鄰國而雄諸侯。然王制遂滅，僭差亡度。庶人之富者累鉅萬，而貧者食糟糠；有國彊者兼州域，而弱者喪社稷。至始皇帝，遂并天下，內興功作，外攘夷狄，收泰半之賦，發閭左之戍，男子力耕不足糧餉，女子紡績不足衣服。竭天下之資財以奉其政，有未足澹其欲也。海內愁怨，遂用潰畔。 （北京中華書局版頁1126）
以上所記史實，均在荀子意料之中。
〈食貨志〉又記：漢興，接秦國的亂局：「民失作業…..人相食，死者過半。」文帝時大儒賈誼說上曰：
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之嘗聞。古之人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飢；一女不織，或受之寒。」生之有時，而用之亡度，則物力必屈……今背本而趨末，食者甚眾，是天下之大殘也……（頁1128）
這種觀點，即來自荀子「兼足」的民本思想。文帝時重臣鼂錯則更云：
聖王在上而民不凍飢者，非能耕而食之，織而衣之也，為開其資財之道也……何也？地有遺利，民有餘力，山穀之土未盡墾，山澤之利未盡出也，遊食之民未盡歸農也……不農則不地著，不地著則離鄉輕家……故務民於農桑，薄賦斂，廣蓄積，以實倉廩，備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頁1130）
這更是荀子重農、藏富於民，開發民力以得民心的政策了。漢初法律雖重農輕商，但因缺乏具體措施，商人營商利多而富貴，農民耕作利少而貧賤。鼂錯認為「欲民務農，在於貴粟」，於是建議「使民以粟為賞罰」。漢文帝接納了他的建議，由士大夫的俸祿以至拜爵、除罪都以發給或繳納粟若干石計算。到漢武帝時便見到了豐碩的成果：
至武帝之初七十年間，國家亡事，非遇水旱，則民人給家足，都鄙廩庾盡滿，而府庫餘財。京師之錢累百鉅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腐敗不可食。（頁1135）
可知荀子的民本思想和重農理念，在鼂錯正確的施政中，運用得卓有成效。
《食貨志》又記：
武帝末年，悔征伐之事，乃封丞相為「富民侯」，下詔曰：「方今之務，在於力農。」以趙過為搜粟都尉。過能為「代田」……古法也……二牛三人，一歲之收常過縵田畮（按：「畮」，古畝字）一斛以上，善者倍之……大農置巧工奴於從事，為作田器……是後邊城、河東、弘農、三輔、太常民皆便「代田」，用力少而得穀多。（頁1138-1139）
「代田法」是一種深耕、精耕之法：「深植根，除雜草，巧農具，廣墾闢。」這就是荀子〈天論篇〉所謂「因物而多之，孰與騁能而化之」，以人的能力增加自然的賦予的「制天」思想了。
荀子政治經濟學遺下的缺口，就是對貨幣沒有提出任何看法。但在他的時代，貨幣在經濟運作上已起了極大的作用，藉着貨幣，商業的營運，已可對農業、民生和國庫收入產生動搖性的影響。他的前輩思想家管仲卻注意到了：
至管仲相桓公，通輕重之權，曰：「歲有凶穰，故穀有貴賤；令有援急，故物有輕重。人君不理，則畜賈游於市，承民之不給，百倍其本矣。故萬乘之國必有萬金之賈，千乘之國必有千金之賈者，利有所并也。計本量委則足矣，然民有飢餓者，穀有所臧也。民有餘則輕之，則人君歛之以輕；民不足則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凡輕重歛散之以時，則準平。守準平，使萬室之邑必有萬鍾之臧，臧繦(按：「繦」是貫穿錢幣的絲繩，這裡指錢幣)千萬；千室之邑必有千鍾之臧，臧繦百萬。春以奉耕，夏以奉耘，耒耜器械，必取澹焉。故大賈畜家不得奪吾民矣。」 （頁1150，語出《管子．國蓄》）
所謂「輕重之權」，是在適當時候權衡穀物與其他物資價格的輕重，然後藉貨幣的運作加以調整，以利民生，免讓中間利益，盡為商人奪取。管仲對貨幣的思考，反映出中國古人，很早就了解貨幣在經濟運作中正面和負面功能，有相當深刻的觀察。《管子》有〈國蓄〉及〈輕重〉數篇作詳細論述。
現代學者黎翔鳳《管子校注‧序論》說：「輕重政策，管子所重視。以幣與穀權百物，又以幣互為權。當幣重物輕，聚物散幣；穀重物輕，聚物散穀。穀輕幣重，聚穀散幣；穀重幣輕，聚幣散穀。穀、幣、物三者互為影響。同一幣也，有上中下之不同。珠玉為上幣，黃金為中幣，刀布為下幣。以中幣制上下之用，使之平衡。此種控制，現在經濟專家不越其範疇。」（見北京中華書局黎翔鳳《管子校注》頁22）管仲的貨幣觀，仍為民本的重農思想服務，並不強調資本累積與利潤追逐。這也許就是何以中國長期都沒有發展出資本主義的原因之一。現在看來，也未必不是好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