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香港冒起一種標榜「本土」的思潮。本土觀念本身並無不妥，懷念與自己一起成長的環境與歷史，關愛在此地一同生活的人，抱着民胞物與的胸懷，我們讚賞還來不及。但真理過了一步便變謬誤，正確稍有偏差便成荒唐，本土思想也容易被扭曲，排外與封閉都容易，披着本土的外衣出現在我們眼前。要欣賞本土，明白本土，我們不能不多點歷史感，對個人的或短暫的經驗不假思索便將其當作是香港整體歷史的代表，將會十分危險，對本土完全曲解。
先稍談一點歷史。香港2000多年以來與整個中國都有着密切關係。李鄭屋邨古墓有「大吉番禺」的磚刻，墓葬者很有機會是東漢時的鹽官。在歷史上，香港大嶼山及西貢等地曾是中國的極重要產鹽基地，官富場，即今天的土瓜灣，從前也有不少產鹽的遺址。今天我們若跑到九龍城的侯王廟，仍可見到一塊石碑，當中記載着1822年重修侯王廟時善長仁翁以店鋪或個人名義捐款的名單，當中大量商鋪的寶號，名稱風格與廣州的無甚分別，足以說明香港當時的商業實屬嶺南一系。1870年間，容閎替清廷挑選100多名男童到美國留學，也是以香港為基地，中選者當中不少本身便是香港人或後來在香港定居，例如上世紀香港名流周壽臣及曾任清廷駐美大使的梁誠便是。
英國人佔領香港後，原本的算盤是把此地弄成為一個主要是歐美人居住的地方，但此計劃從未實現，因為他們發現要與內地的中國人做生意，非用中國人做買辦不可，香港迅即成為與中國內地做生意的中介中心。一直以來，九成以上的香港居民都是華人。從這些例子可見，香港的本土實與整個中國的歷史有着密不可分的關係。我讀過一些科技大學的創校歷史記載，1991年創校時，我們吸納了大量原本在台灣長大，後來在美國成就大名的學者，他們為何肯來香港？原因是把科大看成是一所位處南中國，面向內地及世界的大學。
我不認為我個人的經歷可代表整個香港，但我前前後後在香港生活超過40年，算是見證過不同年代的港人有何種心態，視野可能比年輕人寬一些。以下我會以一個觀察者的身份，報道我年輕時所見所聞的點滴，以增加我們對「什麼是香港本土」這一命題思考時的角度。
千金難買少年窮
我是個50後，媽媽在少女時代粵港兩地跑，但在內地結婚。我尚是幼兒時，母親先帶着我一人從廣州到澳門，以便轉來香港，但因澳門或香港突然改變了一些法例，我們要滯留澳門6個月才能來港。記得我們寄住在大三巴附近草堆街朋友家中，有次媽媽在街上被扒手搶去載着證件的銀包，她帶着我跑不快，唯有呼救，附近真的有店員跑去追賊並將其擒獲，可見澳門也實有見義勇為的人。
到了香港我才進幼稚園，爸爸及兄姐半年後也來到。爸爸來港的方法是從澳門「屈蛇」過來，多年後我在科技大學工作時，駕車載着媽媽路過科大附近的打鼓嶺，並告以當地名稱，她突然記起，當年爸爸登陸之處便以此嶺為記，想來在月黑風高中，他便是在今天科大校園的區域登陸吧。想到我1991年回流香港，也是以科大為目的地，歷史倒是替我家開了個小玩笑。
我們先寄住在筲箕灣淺水碼頭村親戚的石屋中，屋內有電，但無自來水，我們要打井水度日維生。那時民風純樸，我自己便是整天滿山跑。稍後搬到灣仔日街租床位居住，後來升級至住板間房，地方擁擠，一個單位等閒住上數十人，若有風暴，擔心樓房會倒塌，常要躲到附近較新樓宇的樓梯中過夜。記得有鄰居獲通知可入住徙置區，他們視此為中了「小搖彩」（馬票的一種）一般的幸運。這也難怪，我在灣仔住過的日街、永豐街與秀華台（住在歌星影星Teddy Robin關維鵬的樓上），樓內多半沒有廁所，要倚靠公廁。香港那時候是十分貧窮的，遠比今天的綜援戶貧窮。
但貧窮不等於那時的人都不快樂。有些小學同學擔心沒有錢連中學也讀不了，大學更是遙遠的夢想，這的確使人感到壓力，但貧窮也磨鍊出港人的意志。當時香港的工業結構有一偉大創新，便是把工廠中的部分工序轉移到家家戶戶中──穿膠花、替玩具塗上顏色等等，都可在家居中讓照顧着小孩的主婦做，當然我們也可成為童工賺取外快。在沒有零用錢時，我也會將大疊大疊的舊報紙搬去街市出售，每斤可賺換取一角，摺得整齊一點的可稍貴價格還稍高些，街市的檔戶需要報紙去包菜包肉也。
當時主要的娛樂是聽廣播，當時麗的呼聲的金庸武俠、商台的天空及倫理小說，我都可一直一邊聽，一邊一直做功課，練成了分心二用的絕技，今天功力卻大不如前。小學時幾乎每兩天便與同學步行到大會堂借出故事書4本，順便在皇后碼頭旁釣魚，那兒有管條大渠，很污染，魚很蠢，每次收穫都甚豐，但不太敢吃。在有限的資源下，那時的港孩仍可活得歡暢。
小學獲得的珍貴「財富」
我小學六年在灣仔華仁書院對面的東華三院小學度過。當時這是一所慈善學校，每月學費2元，比官立學校的3.5元要便宜，但常常要替校方推銷獎券而多付錢。父親是知識分子，在中山大學讀過書，但學位不被殖民地政府承認，在港幾乎無法找到工作。他的朋友中有位在哥倫比亞大學取得博士，在教署任高級視學官，當年算是高官了。據說她為我找到聖保羅男女小學的學位，但父親認為太貴族，婉拒了。東華三院很多老師都很好，五年級時的班主任崔國泰老師與六年級時的班主任梁勁謀老師都學問淵博，教學認真，我們得益甚大。年前我與常見面的幾位小學同學合資捐了一小筆錢到母校，用崔、梁兩位老師的名義成立了獎學金。崔老師年近九旬，常有見面；梁老師已仙遊，他獨身沒有子女，把一生的積蓄都捐了給母校，使人敬佩。
東華三院的校長當年叫主任。我們在讀時的一位女性主任處事常有不公，頗引起學生的不滿。有次不知是哪一位同學在體育課後感到太悶熱，開了課室中的風扇，她發現後竟要罰整班同學每人扣操行5分，使我們十分驚恐憤怒。一群同學放學後拉隊到位處灣仔道的《星島日報》報館投訴，有位很有文化氣質的中年人接見我們，也許我們是香港首批「學生運動」中懂得向傳媒求助的人。事後，主任十分驚慌，把每一位有份投訴的學生的家長都找去談話。在那年代，「見家長」被視為處罰學生的極刑，但我們也挺過去了。
愛爾蘭神父講解中華文化
小學時每天上課都可在窗口中看見對面山上華仁的神父在天台步行念經，繫在神父袍肩上的兩條布條隨風飄揚，十分瀟灑，於是便決定入華仁。華仁的學風十分自由，課外活動的氛圍籠罩着整個校園，我也很快地成為活躍分子。華仁當年有十多位愛爾蘭來的神父，他們學問極為淵博，德行足為世人楷模，但華人老師中學問水平則互相頗有差異。近年因為香港已十分富裕，愛爾蘭的神父寧願去窮國幫助窮人，少來香港了。
神父中很多對我的幫助都很大，例如歐陽理神父（Fr. Francis McGaley, SJ）誠乃謙謙君子，與他交往如沐春風。尚在世的狄恆神父（Fr. Alfred Deignan, SJ） 今天仍是華仁舊生精神支柱的象徵。若論學問，我最佩服的是教英文的鮑善能神父（Fr. Matthew Brosnan, SJ）。「華仁」的校名來自創校人徐仁壽的家鄉五華縣（當年當過華民政務司的徐家祥是他兒子）。 有次鮑神父借題發揮，在黑板上寫上「華」與「仁」二字，並用廣東話問大家「華仁點解？」接着便滔滔不絕地講解中國文化與「仁」的觀念，並論證中華文化與天主教並無矛盾。鮑神父喜歡穿着中國式的白色長衫，頗有五四運動時知識分子的風範，看着一位英語文學修為學究天人的洋神父，用廣東話向我們講解中華文化的精深之處，班中不少同學後來都有強烈的愛國情懷，可能源頭在此。
學校社會活動的積極分子
華仁當時的學費是每月32元，堂費12元，包括我在內的近半同學都因家庭收入低微，可免去學費。同學中有少量家境顯赫的，但大部分是普通家庭出身，大家相處融洽，我記不起有任何比較身家的擺闊例子。很多同學服務社會的心很強，我得到一些學長的指引，也積極參加過這些活動。在中二及中三差不多兩年的時間內，比我高四級的張明德學長每個周六都會帶我與另一同學，到石澳附近爛泥灣的一個漁村替一些漁民子弟免費補習。這些子弟學業程度不夠，但十分好學，通常我的學生在年級上比我還要高一班，但似乎我也可以越級教他們的數學。聖保祿學校的校長每周都派一輛小汽車送我們到爛泥灣附近的公路，從海邊的漁村上山走回公路卻是費勁的，尤其在烈日之下，但在張明德學長的帶領下，我們都無怨言，只會覺得對需要幫助的人有實質上的貢獻是使人快樂的事。張明德入大學後數十年未有再見，近日才再聯絡上，甚喜。
這裏要提一提1967年暴動後，港英政府推出的新政策所帶來的影響。我當時還年少無知，但後來聽說，政府高層研判過，為了防止將來暴動再出現，方法之一是要消耗掉年輕人過剩的精力。在隨後的幾年，政府突然大力補貼各種學生的聯校活動，亦有約見不少學校的學生領袖，鼓勵他們多舉辦舞會、夏令營、研討營及工作營等等。我是這些聯校活動的活躍分子，創立過一個聯校組織。在70年代香港的大專界出現過「認識中國，關心社會」的「火紅年代」，源頭之一正是當時的大學生早已在中學時具備搞大型活動的經驗。我沒有在香港念大學，但對組織大型活動卻毫不陌生，因早已在朋友中學到了。例如，每年秋天一次在聖保祿學校舉行的明愛籌款賣物會，我校的檔攤我便主要負責過兩年，常常與同學走堂找商戶捐贈禮品及設計攤位遊戲，每次賣物會結束後，一群大孩子都會在禮頓道的松竹樓慶功。
現在回想起來，當年雖未有明白政府政策背後的目的，但在我參加過的多項活動中，有一項值得拿出來仔細記述，因從此可體會出多種香港本土的元素。這裏涉及一個青少年團體，一個鄉村，一段陸港古代歷史，與一段鮮為人知的香港當代民主發展歷史。（待續）
〈在泰亨鄉修路修出的本土民主〉2-1
原刊於《我們是香港真本土》及作者網誌，作者經修繕後授權轉載。
延伸閱讀：〈一個工作營與香港民主發展的因緣〉（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