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說的故事

去年9月28日到12月11日，佔領運動歷時79天，其中一個世界少有的特點，是有中學生參與。到底那段時期，中學裏面發生了什麼事？中學生如何取態？在學校裏面又有些什麼活動？學校和教師又是如何處理的？

 

在社會上也並非無人談起。5月，在高加索的旅途中，茶餘飯後有朋友說，中學生參與，教師一定是幕後黑手，因為他們都是教協的會員，響應教協的號召而罷課，煽動學生上街。後來，又分別聽到兩位平常頗有見地的朋友（一位是著名的投資總裁，另一位是著名的報業首腦），幾乎同一語調，說：「很難想像沒有教師在背後操縱。」

 

 

與此同時，接觸了不少教師和校長，他們都會意味深長地回憶佔領運動期間的一切。他們遇到許多突如其來而又前所未有的挑戰，在毫無準備的情形下，要面對種種左右為難的處境……筆者聽到的，是許多感人肺腑的故事，與「黑手」、「操縱」的傳說，大異其趣。

 

於是動了念頭，運用學術人員僅有的優勢，決意要運用有系統的調查，把那段期間中學裏面發生的種種，發掘、整理起來，也是一種很有價值的歷史記載。恰巧，中學校長會的朋友也有幾乎完全一樣的想法。他們帶着一點激動，「要還社會一個真相」、「要還教師一個公道」；雙方想法一拍即合，又得到專業研究所「政策21」的支持，於是在6月份開動。這項調查，上周發表了初步報告，題目是《沒說的故事：2014佔領運動期間的香港中學》。有興趣的讀者不妨上網看一看。

 

這項調查，面對全港498所中學，交回問卷的有131位校長、1,411位教師，來自168所學校，回收率34%。以學校問卷來說，回收率算是異常高（除非官方調查）。而且，從回收的答案來說，分布也較為均勻，基本上能夠代表常態。意外的驚喜，是收到1,000多條開放式的自由答案，教師都很認真表達自己的看法。可見他們填表，絕非虛應故事；有些答案感人肺腑，還有不少教師同意進一步的訪談。

 

報告幾乎重塑校長與教師眼中，佔領運動時期學校的境遇。絕大部分學校（約90%，因教師與校長的觀察不完全一樣），都有學生提出罷課，但大部分學校（超過80%）也有學生反對罷課。不過，兩者有所不同：提出罷課，是要求；反對罷課，是意見。

 

各位讀者，假如你是校長，你會如何處理？會順從罷課的要求，全校罷課？還是以學校的穩定為考慮，一切照常，禁止罷課？須知道，那不是一所兩所學校面對的挑戰，甚至不純粹是學校面對的問題；況且大多數學校都有兩派家長、兩派校友，同時對學校施加壓力。在整個撕裂的狀況下，校長和教師真正左右為難。

 

 

對校外的政治勢力來說，這是最簡單不過的事。贊成罷課的，會說：「大義當前，學校應該帶領學生罷課，參加佔中。」反對罷課的，會說：「學校應該堅守崗位，阻止學生參與違法行動。」校長被迫當機立斷，獨立應變。

 

據調查所得，大多數校長與教師的取態，是盡量照顧學生的個別要求，而不是全校的硬性劃一措施（即全校響應罷課，或者全面禁止罷課）。因此，當學生提出罷課，雖然只是少數，相當多的學校安排參與罷課行動的學生另闢地方自修，或者說另闢地方討論；也允許學生請假，或學生自行曠課。

 

這可以說明兩個問題。第一，香港一貫實行「校本」管理，學校的自主性很強，因此能夠當機立斷，而不是六神無主，手足無措。這說明「校本」不是權宜之計，而是強化學校的根本。第二，在沒有政府指引或者同行約定的情況下，學校和教師的對策大致不約而同，可以說香港的教育界已經有了非常牢固的專業共識。這些專業精神，已經滲透到學校和教師的血液。

 

值得注意的是，大約70%學生都需要得到家長允許，出示家長信，才可以參加罷課。這就回應了人們關心的：沒有成年的學生，自己是否有決定權？

 

罷課，其實只是2至5天的事。罷課之後，是佔中。學校和教師的專業精神，在面對學生參與佔中的挑戰裏，就更為突出。校長與教師劃一的共識：最重要的考慮，是學生的人身安全（9.8／10）。這絕對不是推搪的藉口，也絕對不是一句空話。碰到教師，他們印象最深而娓娓而談的，往往就是當時如何不斷與學生以手機保持聯絡，一路關心學生的安全，一直到學生深夜回到家裏。

 

這些學生，往往與家庭關係比較冷漠，教師變成唯一關心他們安危的成年人。甚至家庭因為佔中產生撕裂（例如父親是現場警察），而需教師介入調解。也因此，許多教師反映佔領運動以後，師生關係反而密切了。

 

這種專業精神，筆者還不認為是每一個教育制度都會有的。在很多國度裏，教師的職責就是教書，其他「與我無關」。另外一些國度裏，教師必須背離專業身份，為學生的政治表現負責。

 

人們最注意的，當然是學校和教師如何處理學生的政治取態。據校長與教師的估計（23.7%的校長與83.6%的教師表示難以估計），對於佔中，學生最多的是「支持而不參與」（校長與教師分別估計是28.8%、39.5%．下同）；其次是「同情而不贊成」（12.2%；18.4%）；再其次就是「支持但不贊成中學生參與」（4.9%；12.2%）。積極贊成（2.3%；8.8%）的與積極反對（3.8%；10.6%）的，都是少數。不過，學生在校外的動態，他們難以掌握。即使校內，校長與教師面對的學生群，都很不一樣。

 

調查報告發表以後，有些報章着意報道教師保持中立，可以說是捉錯用神。從調查所得，學校（88.5%）和教師（74.1%）雖然大都認為「學校須保持政治中立」，但是認為學校可以「盡量遠離政治」的，是極少數（校長13.4%；教師8.7%）；因此「中立」不可解讀為消極的「迴避政治」。

 

 

他們最大的關注，不是學生的政治立場，而是學習：「學校應把握機會，鼓勵學生做多角度思考」（校長81.7%；教師61.8%）。與本文開頭人們的猜測相反，幾乎沒有校長（0.0%）或者教師（0.5%）認為「學校應該鼓勵學生參與佔領行動」。大概一半的校長（47.3%）和教師（51.8%）認為「學校應讓學生自己做出抉擇，教師／學校只作輔助」。學校和教師對學生的幫助，最大比例為「推動相互理解和尊重不同的意見」和「在校內為學生分析佔領行動的利與害」。

 

校長與教師關心的，除了第一位的「學生人身安全」，接下來是「學生可能經歷的情緒緊張和焦慮」（8.6／10）及「維繫學校整體和諧與團結」（8.2／10）。因此，校長引以為傲的是，雖然在校內積極推動運動的是少數，但學生整體都成熟了。佔領運動以後，學校裏面沒有因為學生政見分歧而分裂，而且學校的「復元」，比社會的「復元」要快得多。

 

這很能說明香港教師的專業文化與專業素質，很值得香港人引以自豪。也應該讓香港以外的人知道，在政治動盪的亂世之中，教育工作者承擔的社會角色。政治風波可以以專業取向來面對。政治風波之中，除了政治上的一時勝敗，教育還有更加遠大的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