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調整收費，輿論反應通常圍繞幾個問題：市民能否負擔加幅？會否掀起一片加風？政府對受影響的民眾有何協助措施？
8家政府資助大學增加學費，教資會資助課程的學費將在2025/26 學年至2027/28 學年，即連續3個學年，以平均每年5.5% 的幅度增加；至2027/28 年，每名大學生的學費將由目前42100元，增至49500元，3年內加幅為17.5%，屆時收回成本率預計會達到13.4%。
加學費的3個問題
加學費的第一個問題：市民（主要是大學生）能否負擔學費加幅？政府上一次對資助大學加學費是在1997/98 學年，距今已26 年。無論以任何方式計算，未來3年學費加幅17.5%，絕對算不上高。消息公布後，並無強烈反對聲音。
第二個問題：大學加費會否在社會掀起加風？大學學費並非民生項目，跟其他政府收費也無什麼關係，故此「加風」的憂慮並不成立。
第三個問題：加費後對受影響的學生有沒有提供協助？在我念大學的年代（上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大學每次加費時例必附加聲明：政府會相應增加助學金和貸款（grant and loan）。事隔26年，這次也不例外。大學生應該都知道，政府助學金和貸款可以幫助他們解決大部分財務負擔。
比起美國，本港大學生算是幸運得多。美國近10年大學生的債務問題已成為美國全國的社會問題，以去年計，美國大學畢業生平均貸款債務為2.9萬美元（約22.6萬港元），比10年前增加了約25% 。而截至去年8 月，美國高等教育學生貸款總額已達1.8萬億美元，是美國經濟中僅次於房貸的第二大債務，約有10%的學生貸款無法按時償還。
高等教育機會平等 體現社會平等
2022年8月拜登政府頒布了一項重大行政命令：全美4300萬名申請聯邦學生貸款的高等教育在學或畢業生，個人年收入低於12.5萬美元者，可減免最高2 萬美元學貸債務，希望大學生畢業後可避免墮入債務纏身的窘境。
大學教育本來就有改善貧富差距、拉近階級鴻溝的社會作用。基層家庭子女可憑入讀大學、畢業後找一份好工，然後逐級而上改善生活。可以說，在很多地方，讀大學仍是窮困子弟在社會階梯向上流動的主要機會。
很多國家／地區會向第一代大學生（即家庭中第一批能升讀大學的成員 ）提供特別貸款幫助，就是希望高等教育能成為基層家庭「脫貧」的其中一個途徑。試問，若大學畢業時負債纍纍，大學教育換來的是「債務陷阱」，對學生、對社會又有什麼好處？
香港提供12年免費教育（義務教育），這是基本的公民福利，是政府維持一個「民智社會」的基礎。但大學教育理論上不是義務教育，政府不能「強迫」民眾讀大學。有些人如果選擇經12年免費教育後就投入社會工作，這是他們的個人選擇；而當他們選擇讀大學時，就需繳付學費，承擔讀大學的部分開支。
讀大學雖然不是「強迫」，但華人社會重視教育。學生中學畢業後，絕大多數家長都希望子女能繼續學業，也深信「多讀書」是向上流動的主要路徑。政府支持更多年輕人能夠讀大學，除了提供足夠學位，學費也不能太高，以免基層家庭子弟因負擔能力不足而無法入大學。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平等，是社會平等的其中一個重要元素。
當時有人提出質疑：高等教育大幅擴張，大學生數目急增，社會是否可提供大量「好工」給他們？倘沒有足夠「好工」滿足大學生，他們的失望和挫敗感會轉化成為社會的消極情結，不利社會穩定！有人甚至質疑，港英政府增加大學生數目是陰謀，是為香港埋下動盪不安的種子。
這種意見最後成不了氣候。回歸之後，行政長官在2000年施政報告提出進一步擴充大專學額，把專上教育普及率提高至60%，配合香港知識型經濟發展，令香港高等教育從1970 年代的精英制，轉變至21世紀的普及模式。學生中學畢業後希望繼續升學，基本上都可滿足他們的需求。
香港擴展高等教育主要依靠公帑支持，教資會把大專教育「收回成本」比例定於18%，學生負擔的只是小部分，政府承擔的佔了82%。這個比例分配，避免了美國模式令學生畢業後負上龐大債務的風險，令本地高等教育可健康發展，更多適齡學生能接受高等教育。
院校自治學者治校 勿輕言改變
在大增公帑擴展高等教育的同時，政府並無藉機增加干預、控制大學發展。香港高教發展模式是政府撥款，經教資會與大學磋商分配資源，制訂高等教育發展方向，一方面可保持院校自主（政府不直接插手），另一方面則確保高等教育可配合政府和社會的發展需要。
香港8 家公立大學都辦得有聲有色，足以證明本港高等教育發展模式非常成功。所謂成功，除了學費「相宜」，有志讀大學的學生都可如願；另一成績是，教資會很早就提出本地高教要國際化，最終令香港建成為一個國際教育樞紐。
2004年教資會發表的《香港高等教育：共展所長 與時俱進》報告，即提出香港應扮演區內教育樞紐角色；到2010年發表《展望香港高等教育體系》報告，提出「各院校應確保有一定比例的教學人員和學生來自世界各地……各院校亦應幫助本地生適應校方的國際化工作」。
從歷史中得到啟示，香港高等教育發展取得的成績驕人，從精英制過渡到絕大部分適齡學生都可接受高等教育，支撐着香港發展成一個知識型社會；隨後再進一步把香港打造成區內教育樞紐，成為內地學生希望南來留學的地方。這些成績是循着院校自治、學者治校、政府盡量減少干預的方向而行，不應輕言改變。
這次大學加學費，有人重彈舊調，認為各院校及各學科毋須劃一收費；有些「成本」較高的學科，應由學生相應承擔更高比例學費。此議原則上合理，但衍生問題甚多，且不容易解決，例如「成本」是否跟學生畢業後的收入水平掛鈎？若是，學費高的學系是否可保證學生畢業後一定可以找到「好工」？
未來學費資助 應擴至本地非適齡學生
大學學費一視同仁，好處是簡單。畢業後學生收入多少，其實跟學生修讀什麼科目未必有絕對關係。一個讀醫但表現平平無奇的醫生，收入未必一定高於在文化藝術、商界、創業或其他領域的表表者。隨着高等教育普及，讀大學是增進知識的一個階段，不再是「搵到好工」的保證。故此大學「分科收費」只會平添爭拗，令高等教育變質，收回的學費幫補不了什麼，卻帶來更多問題，是得不償失，何苦去做？
香港高等教育主要仍是為「適齡學生」而設計，是傳統小學、中學之後的延續。然而隨着人口老化、科技不斷突破、知識結構演變，政府是否應考慮資助年長學生可以在不同階段都有「重返校園」進修的機會，讓「非適齡學生」可以吸收新知識、學習新科技？未來的高等教育體系，應該可以讓不同年齡層的港人，在適合自己的時間重返校園進修。換言之，未來給大學生的學費資助，應擴展至給予本地「非適齡學生」。
2022 年全球大學創新網絡（GUNi）與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合作編寫《面向2030 年的高等教育新願景》報告（New Visions for Higher Education towards 2030），提出了8個全球高等教育的新趨勢。其中如「虛擬校園」概念、推動終身學習，並提出人類獲取的技能和未來10年工作的需求之間存在極大差異等，都極有遠見，也是未來高等教育發展必須正視的議題。
香港高等教育在國家發展中扮演重要角色，是香港的主要競爭力之一。除了教育質素和國際化水平，在配合新時代需要推動高教創新變革上，香港也應走在前頭，為國家高教發展探索更多新方向、新模式。
原刊於《明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