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圖片：1969至1970年度全日制師生。站立者，左起：Harry McNair、Harriet Yapp、John Rose、汪文恂；後排中央 （兩位外國人）：Anthony Sweeting、Raymond Simpson；右三：Norman Henderson；他背後 （被擋者） 是李林建華；筆者為右一。其餘是學生。
香港大學文學院早在1916年便已開設教育系，供有志當教師的學生選修；1939年更進一步開辦為大學畢業生而設的一年制教育文憑課程，培訓各科中學教師。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港大復校，教育系也於1951年重開，但只設教育文憑課程。它的首位主任是 Prof. Kenneth Priestley。我入讀時還是他當系主任，但到我入職時，已換上了 Prof. Norman Henderson。
教育系初期只提供全日制一年教育文憑課程，供本科畢業生修讀，1953及1956兩年分別增設教育碩士課程和兼讀制兩年教育證書課程。Norman. Henderson 上任後，開辦博士課程。
初擔教研 心怯授課
作為明原堂舍監，我必須在教育系承擔一些教研工作。跟系主任討論工作安排時，他要求我講幾堂課、做些教學視導、開展一項研究和帶領一些活動。港大有一個很好的傳統，對新入職的同事比較照顧。因此，我初期的工作量頗輕，一年後就愈來愈重了。以下分四部份講述我作為教育系兼任講師的工作：（一） 講課；（二） 教學視導；（三） 研究和評審；（四） 其他教育活動。
第一、二年我負責幾節「教育原理」的課，講的是歷史上一些西方哲學家的教育思想。雖然我報讀碩士課程時曾自修這一科，但所識極為有限，因此要花很多時間備課，一節60分鐘的課一般要三天以上的時間去準備，講課時有些心怯，遇到同學提問則更緊張莫名。幸好這科是與一位同事合教的，我教一半，全年六節，而且兩年後就由別人接替了。
從「中國教育原理」至「中國近代教育」
當年的課程有一門與此平行的科目，叫「中國教育原理」，由汪文恂老師用中文主講，內容主要是我國思想家的教育觀。60年代，唸教育文憑課程的學生之中，每年都有若干名是不諳中文的，大學只好豁免他們修讀此科。這是不得已的做法。我入職第二年，系主任大概想到了這點，問我是否願意以小組討論的形式，帶領他們探討這個課題。我答應試辦。
1969至1970年，我選擇了能力所及而估計他們又感興趣的課題講講；1970至1972年，基本上按照汪老師的課程綱要來講，但詢同學要求，作了少許刪減，增加了一些中國近代教育史。1973至1974年度開始，我的課程比較正規化了，但只供不諳中文的同學修讀。再過兩年，即1975至1976年度，鑑於兼讀制的同學之中也有不懂中文的，系主任決定把它的上課時間改在晚上，並正名為「中國近代教育」。1977至1978年，同事 Hob Brown 表示對這個課題有興趣，希望參與。從此，我們一起上課，多半時間是我講，部份時間是他主持討論。我離開港大之後，他接手教這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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