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教育的目的是什麼？
中國文明的教育理念歷來提倡有教無類，通過教育將人從野蠻轉化成文明。然而，現實中我們的教育秩序卻似乎背離了這一初衷。在本期〈獨思錄〉中，鄭永年教授直擊中國教育的種種癥結，指出當下教育弊病。
鄭永年教授強調，教育秩序首先應當是「人」成長的平台，然後才是培養「才」的平台。我們不妨從中國文明的源頭來尋找重塑教育秩序的思路──多一點道家，少一點法家，在儒家（宋之前的儒家）中做更多的思考。讓個體的興趣自由生長，並在此基礎上適度施以引導，注重發掘個性，促進自我認知和原創力培養，使教育回歸「先做人、後做事」的本真。
延伸閱讀：重構中國的教育秩序2-1
人們經常說人才，但人才的基礎是「人」。中國傳統也一直在強調，先做人，後做事。但經過我們的教育秩序的培養，正常的人不見了，人們所見的「人」具有了兩個極端。
在一個極端，教育使得人的「狼性」或者本能消失了，似乎變得文明了，但殊不知人的本性也消失了──愈來愈高比例的高中生和大學生犯上了抑鬱症，也有的人動不動就輕生。人們可以說，不管教育系統培養的人有多高的「才」份，一個生命力很弱甚至沒有生命力的人對社會的價值是值得疑問的。尼采說，人的生命表現為意志力，這種意志力在我們所教育的人中已經成為稀有物。
在另一極端，所學之人則染上了有害於社會的「狼性」。人與動物的區別在於人是思考的動物，而教育無疑是賦予所學之人表達自己所思的工具，如維根特斯坦所言，文字乃是工具。但是，如果教育不能使人理性思考、不能使人文明，那麼所學者便是一個掌握文字工具的「另類動物」，文字成為表達直覺而非表達理性思考的工具。今天，喜怒哀樂、欺騙與被欺騙、仇恨與被仇恨，愈演愈烈的社交媒體網暴便是掌握了文字工具的所學之人的動物性表現。仇恨和暴力的「年輕化」更是成為中國教育體系的痛點。
自然，缺失生命力和變得野蠻只是其中兩個極端的現象。很多人也在抱怨我們培養出來的人是「精緻的利己主義者」。我們的學生過於功利主義，做什麼都有太明確的目標，都是為了自己的「小算盤」。這樣，不僅缺失個體的生命力，更促成整個學術界缺失學術生命力。至少在社會科學領域，迄今很多人依然處於思想「殖民地」狀態，也就是說，做學問不是基於自己獨立的思考，而是基於對他人思想宗教般的信仰。一些人即使對中國問題有些思考，但在尋找解決方案時，又跑到別人（西方）的工具箱裏面去尋找。這也是迄今我們還沒有確立基於中國實踐經驗之上的社會科學的主要原因。社會開始再次流行「學無所用」「學有所害」的情緒。
在很大程度上說，目前教育秩序的終極目標不是培養「人」，而是培養「才」。跳過了培養「人」的階段而直接奔向「才」的階段。更為嚴重的是，這個「才」不是學生自己決定和選擇的，而是家長、幼稚園老師、小學老師、中學班主任、大學教授等等決定的。中國的學生並沒有太多機會來尋找自己的興趣──真正屬於自己的興趣。中國的家長大都是「望子成龍」型的，總是對孩子抱有過高的期望，並且要通過施加壓力的方式在孩子身上實現自己的抱負。中國的老師，從幼稚園到大學，都是以自己的「興趣」（或者說是社會賦予其身上的責任）來塑造學生的。在現代社會，教育系統更是實現國家目標的有效工具，也就是說，學生也必須實現國家的「興趣」。對各個層面的權力載體（無論是政治還是資本）來說，培養人才就跟生產「土豆」一樣，大批量生產導致大批量的過剩。人們所抱怨的包括應試教育在內的種種現象便是這個過程的必然結果。
這個過程可以解釋很多事情了。例如，為什麼沒有「從0到1」的原創，因為原創是人們興趣追求的結果；又如，為何應用發達，因為應用只是搬用和借鑒；再如，為何學生失去了表現為生命力的「狼性」，因為「狼性」是對自己生命價值的發現；再如，為何受教育者掌握了文字而沒有變得更文明，那麼就會對社會更加有害。
到了今天，這種局面已經到了不得不加以改變的時候了，因為這種局面的延續對學生、對家庭、對社會、對國家都是不利的。
這就需要人們重新思考中國教育秩序的重構問題。如前所述，各方面也在通過各種方式來重構教育秩序。但從這麼多年的經驗來看，儘管所有這些方法可以繼續嘗試，沒有人有足夠的信心相信這些零敲碎打的方法可以改變中國的總體教育秩序。如果要從根本上加以系統地改變，人們就需要一些更為激進的思考。
從道、法、儒家重新解構中國教育
人們不妨從中國文明的源頭來尋找重塑教育秩序的方法，尤其是從道家、法家和儒家思想、思維中尋找。這三種思維存在了數千年了，可以從這三種思維中尋找到中國方案。如果是中國方案，那麼即使比較激進，也不會導致整個體系的失衡。這是改革，而非革命。
在道、法、儒三家中，道家和法家代表兩個極端，而儒家則是中庸，持現實主義態度。道家崇尚自然，用今天的話來說，道家崇尚的是一個自然生成的教育秩序，反對任何外在的干預，尤其是政府的干預。道家相信，所有東西都是自然決定的，包括人的聰明與否。因此，人才是自我生成的，而非人為培養出來的。從這個角度出發，道家甚至反對任何形式的教育。以前，很多人批評道家是「愚民政策」，但這是對道家的誤解。道家並不「愚民」，而是相信愚昧還是聰明都是先天的自然決定的，而非後天的人為教育決定的。
法家是另外一個極端。法家的「法」不是基於社會道德、習俗之上的法，而是人為制定的法，甚至是帝皇的言論。法家最強調秩序，法就是秩序。因此，法家的目標就是要消滅所有自我生成的自然秩序，而把一個完全人為製造的秩序強加於社會之上。因此，法家的核心手段就是嚴刑峻法，因為只有借此才能毀滅自下而上自我生存的教育秩序，而把自上而下的人為教育秩序強加於社會之上。
儒家則是「中庸」。但中庸並非道家和法家之間的中間選擇，而是一種可行的現實主義選擇。在儒家看來，道家太過於理想。一種完全的自然生成秩序並不符合儒家的理想，因為在自然秩序中有強有弱，強者必然欺負弱者，弱者從屬於強者。或者說，一種理想的秩序並非自我生成的。在另一端，法家太過於極端。法家消滅了所有自我生成秩序，把一個完全的人為秩序強加給社會之上。這一過程是一個毀滅的過程，必然導致過度的專制；更為重要的是，缺失了自我生成秩序，一個完全強加給社會的秩序沒有可持續生存和發展能力。所以，在儒家那裏，自我生成秩序是一個基礎秩序，但這個基礎秩序並非完善，需要外在的干預，尤其是政府的干預。這完全體現在儒家的教育思想上。無論是「野蠻」還是「文明」，載體都是人，教育的目標便是把人從「野蠻」轉變成為「文明」。對儒家來說，一個正確的選擇便是先讓一個秩序在沒有任何外力的干預下，自我生成，在其成長起來之後，外力（包括政府）再加以干預。
也應當指出的是，這是原始儒家的理念。宋以後的儒家和法家的邏輯就沒有兩樣了。宋儒提倡「滅人欲、存天理」也完全沒有了道家「自我生成」秩序的影子了。人們說中國是「內法外儒」的國家，但這主要還是在宋之後的發展。
丟掉「帽子工廠」 回歸「人」的原點
從這個角度來說，我們現在的教育秩序過於「法家」化，在漫長的教育過程中，各個角色家長、幼稚園老師、中學老師、大學教授、權力和資本都扮演了「法家」的角色，都以自己各自的利益來定義和培養「人才」，各自或者合力毀滅了個人的天性和天賦，讓人成為工具。教育系統簡直就是一個「帽子工廠」，塑造出各種「帽子」，人本身沒有價值，價值在於「帽子」。在這裏，人不是目的，而僅僅只是工具。如果借用馬克思的概念來說，教育過程就是人的異化過程。
「法家」化的教育秩序導致了諸多負面的和人們不想看到的結果。消滅了自我生成的秩序，也就消滅了人的自然本性，「狼性」和天性。消滅了自我生成秩序，也就消滅了創造性。自我生成秩序必然是多元的，是個體創造性的來源。而人為的「法家」秩序則是一刀切，自上而下地強加的，因此必然導致一體化。毫無個性的大批量人才就是「法家」化教育制度的產物。失去了多元，也就失去了個性，原創性就變得毫無可能。
如果這樣看，中國教育秩序的重構也應當有個大方向了，那就是多一點「道家」，少一點「法家」，「儒家」（宋之前的儒家）的選擇比較合適。儘管在現代國家，政府不可能不介入教育，但政府應當容許和鼓勵多元化教育，讓「道家式」自我生成的教育秩序孕育和成長起來，在此基礎之上再進行必要的干預。過早干預和提前干預都會把「毀滅」蘊含在自我生成秩序之中的最具原始性的創造力中。
「先做人、後做事」說容易，但踐行非常困難。教育秩序首先應當是「人」成長的平台，然後才是培養「才」的平台。合適人成長的教育秩序才能培養出我們所需要的人才。
也就是說，回歸人的原點才是教育秩序重構的起點。
重構中國的教育秩序2-2
原刊於「大灣區評論」微信平台，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