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2024年是全球選舉大年，全球有76個國家和地區舉行大選，覆蓋41.7億人口。但在所有的大選中，美國總統選舉無疑是最引人矚目的。就當前選情看，大概率仍是年逾八旬的拜登和「捲土重來」的特朗普兩位老人再次同台競爭。回顧兩位總統過去8年的執政風格和外交思路，到底有什麼相似性和差異性？我們又該如何理性地看待他們當選後的外交政策？
本文通過分析「孤立主義」和「國際主義」兩大傳統對美國外交的影響，指出對美國利益的理解可以分為「國際美國」和「本土美國」──其中，拜登傾向前者，而特朗普看重後者。鄭永年教授指出，儘管美國兩任總統風格看似迥異，但美國的外交政策從來就沒有絕對意義上的「孤立主義」傳統和字面意義上的「國際主義」傳統，而是根據其變化中的國家利益來決定的。全文共5807字，分為上下兩篇刊出，本文為第二篇。
延伸閱讀：<特朗普與拜登的兩個「美國」 2-1 >
誰能帶領美國「再次偉大」？
實際上，就美國利益而言，已經形成了兩個「美國」，即「本土美國」和「國際美國」（或者「全球美國」）。今天，拜登和特朗普之間的差別在於重心是放在「本土美國」還是「國際美國」。特朗普主義的核心是「美國中心主義」，其外交政策的重心顯然是「本土美國」。特朗普對「本土美國」的強調是有充足的理由的。
首先是美國的過度擴張。儘管美國在國際的擴張依賴的是其實力、聯盟和那些依賴美國的國家，但要維持一個龐大的「國際美國」需要龐大的費用。儘管美國自詡其所建立的「帝國」是「國際公共品」，但作為領袖，美國需要承擔大部分費用，較小國家選擇「搭便車」。經驗地看，也的確如此。在所有聯盟關係中，美國所出的費用是最大份額的。例如，在俄烏衝突中，美國對烏克蘭的援助比所有其他西方國家的總和還要多。早在奧巴馬時期，奧巴馬公開承認美國已經過度擴張，需要調整戰略。
第二是內部經濟失衡。自1980年代雷根新自由主義革命之後，美國經濟也走上了國際擴張的道路。美國扮演了這一波全球化的領導角色，全球化也為美國帶來了巨量的財富。但是，全球化也導致美國很多產業（製造業）的外遷，使其就業和稅收受到巨大的負面影響。科技的迅猛發展一方面促成美國更加強大，但也衝擊了其傳統產業和均衡的社會結構。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實際上是各大國內部經濟結構失衡的產物，美國在其中扮演了主要角色。
第三是中產階級萎縮。二戰之後，隨着凱恩斯主義經濟政策的推行和福利社會的擴張，美國中產階層大擴張，至1970年代，生活在中等收入家庭的美國成年人佔比高達65%。但是，雷根革命之後，一方面是財富大擴張，另一方面是中產萎縮，美國人自己承認已經從往日的「中產社會」演變成為「富豪社會」，即財富被絕少數絕少數人所掌控。這就為美國民粹主義崛起奠定了社會基礎。特朗普本人就是民粹主義的產物。
不管誰當選總統，都要面對美國的這些現實。問題是如何應對？特朗普上台之後，他採取了一些列政策：包括退出諸多國際條約，例如巴黎氣候協定和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議（TPP）；減少對盟友的支持，或者要求盟友更多的投入；實行過度的關稅政策，尤其是針對中國；實行再工業化，企圖把美國資本和製造業重新吸引返回美國；收緊移民政策，甚至在美墨邊境造牆等等。經驗地看，這些政策選項並非特朗普所特有，很長時間以來一直是美國政壇和政策領域人士所考量使用的，只不過是特朗普更為激進和極端罷了，再加上特朗普的一些非常個人的特色，例如具有濃厚的種族主義情結、「白人中心論」、歧視少數族群等。這些在美國社會也是相當普遍的，只不過是老道的政治人物知道什麼叫「政治上正確」，能夠奉行「不能說、只能做」的政策，作為「局外人」的特朗普不信這一套，把自己內心的想法公開表露出來了。這也就是很多美國人喜歡特朗普的原因。不管如何，在特朗普時期，美國政壇少了一些虛偽，而多了一些真實。而這正是普通美國人的特色。
那麼拜登上台之後，美國的外交政策是否有天翻地覆的改變呢？其實，如果仔細看，拜登的外交政策變化並沒有如外界所理解的那麼大。
在外交領域，拜登奉行的是「中產外交」。也就是說，拜登的外交是要為美國的中產階級服務的。和特朗普一樣，拜登也要夯實其執政的社會基礎，即美國中產。究其本質，拜登的「中產外交」與特朗普的「美國優先」沒有什麼大的區別，只是言語的不同而已。拜登和特朗普面臨同樣的美國問題，只不過在尋求解決方案的時候，拜登更能考慮到「國際美國」的利益。對拜登來說，「國際美國」也是美國的利益，並且強調「國際美國」可以使得美國以一種道德主義和領導者的姿態出現在國際舞台上。
在國際層面，拜登糾正了特朗普的「退群」政策，所謂「美國重新回來了」，重新強調聯盟政策的重要性。較之特朗普，拜登更具有冷戰色彩，因為其聯盟政策主要是借助於重塑美國的外部「敵人」，即中國和俄羅斯。拜登把中美關係界定為「專制」與「民主」之爭，主要出於地緣政治利益考量。在這方面，俄烏戰爭幫了拜登的大忙。儘管美國在援助烏克蘭出了最大份額，但因為歐洲受到俄羅斯的威脅，願意多出錢。德國最為典型，把其軍費一步到位提高到GDP的2%（這正是特朗普夢寐以求的──讓北約盟友承擔更多軍費支出）。不僅如此，俄烏戰爭也使得歐洲更加依賴美國。
氣候問題上，拜登與特朗普持不同立場。這種不同除了對氣候問題不同的認知之外，主要還是選民的考量。環保主義者一直是美國民主黨的傳統支持力量，拜登不能放棄。實際上，除了在外交上的作為之外，拜登政府對氣候問題並沒有更多的投入和支持，美國還是沒有承擔起國際社會所期望的責任。拜登在少數族群、不同性別取向群體、移民等問題上的政策也是這個類型，除了認知差異，便是選舉的考量。
在經濟民族主義和貿易保護主義方面，拜登實際上做到了特朗普所不能做到的事情。拜登維持了特朗普的對華關稅政策。通過內部的「小院高牆」政策和外部新的同盟政策（例如晶片聯盟）和中國搞脫鉤。和特朗普一樣，拜登的經貿政策也表現為「美國優先」。拜登政府所致力於圍堵中國的「印太經濟框架」（IPEF）便是典型。儘管這一框架的目的是針對中國，但為了實現其「中產外交」的目標，拜登並沒有向參與這個協定的經濟體開放更多的美國市場。更為重要的是，在拜登時期，美國通過基於貨幣政策之上的新凱恩斯主義，把世界上優質的資本、技術和人才有效吸收回到美國，實現了特朗普「再工業化」的夢想。這一政策影響的不僅僅是中國，而是所有美國聯盟國家，尤其是歐洲。在拜登時期，美國強化了其在歐洲的影響力（「國際美國」），但歐洲更加衰弱了，而不是變得更加強大了。（人們也可以問：歐洲的衰落是不是特朗普所希望的？）
也就是說，較之「美國優先」的特朗普，號稱「國際主義」的拜登更能追求「美國的偉大」。《紐約時報》專欄作家、也是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保羅·克魯格曼（Paul Krugman）曾於2021撰文指出，拜登是一位非常有效率的總統。特朗普花了4年時間，聲稱一項重大的基礎設施建設計劃指日可待，以至於「這是基礎設施建設周！」（It’s infrastructure week!）成了廣為流傳的笑話；而拜登的方案實際上卻在立法程式上獲得了通過。特朗普承諾重振美國製造業，但沒有做到。拜登的技術和氣候政策──後者在困難重重中通過──帶來了製造業投資的激增。他對奧巴馬的醫改政策的改進為數百萬人提供了醫療保險。很顯然，不僅美國，而且全世界都大大低估了被特朗普嘲諷為「瞌睡蟲」的拜登。
未來在不確定性中 尋找確定性
回到今年的美國大選，人們可以預計，如果拜登繼續當選，他也不會改變自特朗普開始的「美國優先」政策，繼續維持其對「本土美國」和「國際美國」兩者利益之間的平衡。不過，必須強調的是，拜登對「國際美國」的強調並非如美國「國際主義」外交話語所指向的國際利益，恰恰相反，而是赤裸裸的美國「國家利益」。美國話語上的國際主義並不能反映其利益上的國家利益。對「國際美國」的關切或許會產生「水漲船高」的效應，惠及美國的盟友甚至依賴美國的一些經濟體，但無論是美國的盟友還是這些其他的經濟體，較之美國，會變得更加軟弱。也就是說，這些國家和經濟體會更加依附美國，成為「國際美國」的周邊圈層。
如果特朗普當選，那麼其側重點會傾向於「本土美國」。針對中國，特朗普已經在思考對華關稅2.0版，即通過更高的關稅（60%）來實現其所謂的貿易平衡。針對歐盟，特朗普也語出驚人，稱他會「鼓勵」俄羅斯攻打國防支出未達標的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ATO）盟國。這些和特朗普第一次總統大選和當選總統之後的言辭並沒有實質性的區別，只不過是升級版而已。不過，即使是特朗普再次當選，其政府也很難真正從國際社會退出，因為「國際美國」也是美國的利益，只不過至少在意圖層面，特朗普想用更小的成本獲取更大的利益而已。也就是說，特朗普不會拋棄歐洲和其他盟友，只不過是通過嚇唬他們，迫使他們多出錢，少搭「便車」。
對中國來說，有了前面8年的經驗，無論是拜登繼續當選，還是特朗普再次執政，人們對美國已經沒有任何幻想，開放狀態下的「以我為主」自主發展已經成為中國政府政策的主線。歐盟今天對特朗普的激進言論感到驚訝，但實際上之前歐盟也不乏自主發展的呼聲，尤其是以法國為代表。可以預見的荒唐事是：拜登美國的「國際主義」路線可能弱化國際社會，使得美國更加強大，而其他所有國家更加軟弱，更加依賴美國，而特朗普美國的「孤立主義」路線可能促成其他國家的「奮發圖強」，變得更加獨立於美國，從而在相對意義上，弱化美國。
是拜登繼續當選還是特朗普再次當選仍然具有不確定性，美國總統如何平衡「本土美國」和「國際美國」同樣具有不確定性，但拜登當選和特朗普當選的國際結果是顯然的。對其他國家來說，既然改變不了美國內政，那麼就要認清楚美國，找到適合自身利益的對策。
兩個美國 2-2
原刊於「大灣區評論」微信平台，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