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本文由陳蘇華、唐偉博選譯自瑞銀亞洲經濟研究主管、首席中國經濟學家汪濤女士新著Making Sense of China’s Economy，並經作者校譯及授權首發於《香港國際金融評論》第14期「政經大勢」欄目 ，全文6418字，分為兩篇刊出，本文為第二篇。
承接上文：<汪濤：理解中國經濟發展的幾個關鍵因素>
四、地區發展不平衡與社會不平等
在乾淨整潔現代化的沿海大城市居住或訪問的人可能看不到中國的經濟發展是不平衡的，存在着巨大的城鄉差距和嚴重的貧富不均。中國東南沿海的大城市可能與其他國際大城市一樣發達和現代，但中國中部的地區並不那麼富裕，而西部的許多地方仍處於現代化和工業化的早期階段。中國在經濟發展上的地區差異可能比歐盟各國之間的差異還要大，這些差異源自自然資源稟賦和地理位置的差異（例如，後者影響與國際市場的聯繫），各地政府在市場化方面享有或採取的不同政策，以及財政分權。
中國的城鄉差距巨大，並且在改革開放的前30年裏有所擴大。這種差距不僅源自經濟結構以及農業與非農活動之間的生產力差距，還源自制度機制（例如戶籍制度），戶籍制度實際上為出生在不同地方的人們帶來了不同層級的教育機會、醫療水準、公共服務和就業機會。
例如，儘管農村居民現在擁有基本的養老金和醫療保障，但與城市居民享受的待遇相比很微薄。生活在城市的2億多農村外來務工人員不能與城市居民享有相同的權益和福利。這種深刻的社會分割不利於社會穩定和可持續增長，政府已經意識到並試圖加以解決，這在一定程度上有助於解釋中央對財政的重新收權以及對共同富裕的追求。但縮小城鄉差距和減少社會不平等在中國與在世界其他地方一樣具有挑戰性。
五、務實和不斷調整的政策制定
政府在中國經濟發展中的作用至少在兩個方面至關重要，一是它一直是經濟中積極的「看得見的手」，二是政府對經濟政策和發展戰略也一直「與時俱進」、不斷調整。第一點，我們之前已經提到，在保持社會主義制度的前提下，在從改革開放之初的完全公有制和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的過程中，政府的作用雖然在不斷減弱，但是通過國企、資源配置、產業政策和宏觀經濟調控仍然在經濟中發揮着活躍重要的作用。第二個方面，當我們回顧中國過去四十年的經濟發展歷史，可以觀察到政府如何隨着經濟社會形勢的變化而調整其增長模式和政策重點。瞭解政府的務實和不斷調整的政策制定將有助於我們理解為什麼中國能夠克服過去的許多重大挑戰，以及為什麼過去許多貌似有道理的，認為中國發展策略將會失敗的預測至今尚未兌現。它還有助於我們瞭解中國經濟未來可能如何發展。
中國的改革始於20世紀80年代初，最初的改革是模仿了東歐的早期改革實驗，比如匈牙利、波蘭和南斯拉夫等國，逐漸減少集體農業，允許私營，搞活國有企業以及引入市場力量。即便東歐國家在柏林牆倒塌後採取了「休克療法」之後，中國仍然堅持這種漸進式的改革。從20世紀80年代中後期開始，中國還借鑒了東亞「奇蹟」經濟體（如韓國和中國台灣地區）的發展經驗，調動國民儲蓄率以提高投資、鼓勵出口和外商直接投資，並強調增長和宏觀穩定。
1992年鄧小平訪問中國南方後，改革的步伐加快，建立了全面的市場經濟機制。然而，改革的不徹底和長期積累的問題導致了20世紀90年代晚期的國有企業改革和債務重組。在重組過程中，中國政府開始意識到建立一個有利於改革的支持保障系統的重要性，特別是社會保障體系、金融和其他方面的法律規章、一個穩健和商業化的銀行系統以及資本市場的建設。進入21世紀，中國的政策組合和增長模式繼續發展，政府和國家的作用在一些領域擴大，而在其他領域減少，經濟也變得不再那麼依賴出口。
在這一過程中，國際輿論領袖和外國投資者從多個角度評估中國的增長。許多人讚歎中國的快速發展，尋找對其成功的解釋，但懷疑和批評者們則指出了中國經濟的問題和脆弱性。
20世紀90年代初，人們經常將中國與東歐國家和俄羅斯的經濟轉型進行比較，當時這些國家的市場化更加大刀闊斧。這種比較通常認為中國的漸進式模式不如東歐、俄羅斯，因為當時主流的經濟觀點認為，轉型成功必須從根本上進行所有制的改革，打破舊體制、建立新體制。由於中國採取了漸進的方式，在不大規模私有化國有企業的情況下允許私營經濟發展，這些主流觀點認為中國的改革最終將被東歐和俄羅斯這些大規模私有化、快速建立以私有部門為主導的經濟體制的實踐超越。儘管這些經濟體當時出現了生產和收入水準的大幅下降，但這一觀點認為「休克療法」的痛苦是短期的，長期則有利於增長和生產率的提高，而中國模式在長期內註定會失敗。歷史證明，儘管一些東歐國家後來確實取得了顯著的進展，但中國從那時（90年代初）以來保持了30多年的持續較高速增長。
從20世紀90年代中期起，人們將中國與東亞「奇蹟」經濟體從負面進行了對比。批評者強調，中國的增長表現，就像東亞一樣，主要是由資本積累驅動，而不是由全要素生產率增長驅動，不具有可持續性。事實上，中國的增長模式似乎在上世紀90年代末的債務積累推動之後的確出現了問題。經濟增長急劇放緩，大多數國有企業虧損，大城市的數百萬人失業。當時一些批評者甚至警告稱中國經濟即將崩潰。與之相反，中國著名經濟學家林毅夫等樂觀派認為，中國可以追隨日本和「東亞四小龍」的增長軌跡，保持高位數的增長數十年。
近15年來，人們經常將中國與其他新興經濟體，尤其是拉美國家進行比較。比較最初聚焦全球金融危機後的債務積累和金融危機的風險上。後來則集中在「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上。普利切特和薩默斯（2014）預測，就像許多國家一樣，中國的增長可能很快就會陷入「均值回歸（RTM）」，並顯著放緩（比如2%）。他們認為，相對於大多數發達經濟體而言，中國經濟存在着政府控制和乾預較多、法治不夠健全等問題，因此大概率增長將迅速減緩，並持續在低位運行。其他人也從西方的視角指出了中國經濟的一些機制上的弱點，質疑增長的長期可持續性。最近，隨着美國對中國獲取先進技術和零部件的限制，許多西方學者對中國是否能夠有足夠的創新能力實現產業和技術升級、實現可持續地增長愈加懷疑。
這些對中國經濟的看法和批評常常能聚焦中國在特定時期面臨的重大挑戰。然而，儘管面臨各種挑戰和經濟體制機制的不足，中國迄今為止成功地保持了快速增長。值得一提的是，進入中國的外商直接投資及其利潤也在2022年前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增長。那麼，為什麼過去大多數悲觀的預測並未實現呢？
在這個問題上，中國政府一直以來採取的務實和動態調整的政策和發展方式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政策的務實和動態調整有助於集中解決當時最緊迫的問題，並鑄就一個動態的發展路徑，使任何外推式的預測都顯得不明智。例如，與其他大多數經濟體相比，政府的角色在中國更加顯著，但在多年來已經減少，現在正在調整，未來也將不斷演變，以適應社會需求的變化。中國的確像東亞國家一樣，依賴了資本積累作為增長的最大動力，但它也進行了市場化的改革、大幅降低了關稅、引入了外國競爭、改革了國內體制機制從而促進增長和宏觀穩定等等。這些改革和政策不僅使中國能夠動員高儲蓄和人力資源以提供持續增長，還帶來了幾十年高速的全要素生產率增長。
中國目前仍然面臨高債務的壓力，但過去它曾成功進行債務重組，避免了典型的新興市場會面臨的債務危機。面臨一些國家與中國供應鏈脫鉤的壓力以及技術封鎖的情況，中國正在增加研發支出，強調創新和科技自主。中國也已經放寬了生育政策，並出台了改善公共服務和健全社會保障體系的措施，以降低貧富分化以及應對人口老齡化的挑戰。
強調上述因素如何塑造了中國經濟演變，並不是說傳統的經濟規則或其他國家的經驗教訓不適於中國。它們適用於中國，並且中國還面臨着巨大的新挑戰。然而，中國經濟是多維度的，其中一些維度是獨特的。經濟政策和發展戰略也在不斷發展演變，以應對不斷出現的挑戰。因此，在分析中國的經驗或預測未來的結果或趨勢時，簡單從近期的發展外推或簡單地與其他經濟體進行比較可能是錯誤的。應該將所有要素彙集在一起，將它們放在歷史的背景下，並注意政策和經濟的不斷演進的特點進行分析。
中國經濟發展關鍵因素 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