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伊始，香港在各方面依然未有起色，但政治所造成的困局已全面蔓延至經濟方面，人們甚至已不再討論背後的政治原因。對此中央說得很白：由亂到治是中央的責任，由治及興則是特區政府的主體責任。換句話說，由亂到治不是香港的功勞，無法由治及興卻是特區的責任。夏寶龍主任的一句「把愛國愛港的滿腔熱情轉化為實際行動，把愛國者治港的制度優勢轉化為治理效能」，言猶在耳，但要如何實踐，卻未見頭緒。情况令人聯想到戰國四公子之一的孟嘗君門下食客馮諼的事跡。
馮諼，一作馮驩（《戰國策》作馮諼，《史記》作馮驩），是齊國孟嘗君田文門下最有名的食客，成語「狡兔三窟」、「高枕無憂」、「彈鋏而歌」和「焚券市義」都直接與他有關。孟嘗君得以在齊國擔任相國數十年，沒有任何大小災禍，都是出自馮諼的智謀。
「焚券市義」道出管治真相
孟嘗君有向封地人民放貸的做法。有一次，孟嘗君要找人替他到封邑薛城收債，馮諼自薦前往，可是他不但沒把錢要回來，反而把債券全燒了。薛地人民都以為這是孟嘗君的恩澤，對孟嘗君十分感激。對此孟嘗君固然不悅，不過馮諼說他已為孟嘗君買了「義」回來。一年後孟嘗君遭罷黜，失去齊國相位回到封地，人民「迎君道中」，孟嘗君才明白馮諼當初用心，從此萬分信賴。這就是「焚券市義」的故事。
「焚券市義」的故事讓我們了解到，民望可能是虛幻的，民心卻不是。在一定條件下，所謂「義」或民心是可以買回來或轉化的，但前提是當權者不能像孟嘗君那樣自我膨脹，滿以為自己已對人民格外開恩，要求人們畏威懷德。只有馮諼認清這當權者的「魔障」，看出了孟嘗君的統治缺少了「義」，實際上人民苦不堪言，最後敢於破格地焚券市義，才轉危為機。
這屆政府本來對市民已缺乏「義」，可是特首一天到晚叫港人團結，又拿不出一點實質政績出來，只管整天塗脂抹粉，連小恩小惠也欠奉，試問怎會得民心？未得民心，人民又怎會團結？
「狡兔三窟」與香港的獨特性
孟嘗君被罷相歸薛，馮諼對孟嘗君說：「狡兔有三窟，才不過免於一死。現在你只有薛邑這一窟，還不能高枕無憂，請讓我再為你鑿另外兩窟。」於是馮諼赴梁國對梁惠王（《戰國策》曰梁即魏國，但《史記》說是秦國）說，齊國罷黜孟嘗君，誰先得到他便能強盛。梁惠王立刻以千金和馬車百輛前往薛邑迎聘。
馮諼卻說「千金是重利，百乘是極隆重的使節，齊王必然得知」，孟嘗君領會話中含意，因此梁國使者登門3次都被婉拒。齊王得知梁國一直派人來請孟嘗君，連忙派人向孟嘗君謝罪，請他回來再當宰相。馮諼再對孟嘗君說：「請主公向大王請求，將齊國宗廟設立於薛，這樣可以保證主公的相位。」於是齊湣王將宗廟立於薛地。宗廟建成後，他回來報告孟嘗君：「三窟已就，你可以高枕無憂了！」
孟嘗君聞達於諸侯，且要經營「三窟」，積極造勢以鞏固其地位，可見勢之重要。以前香港本來就有「三窟」地位與本錢──中美歐皆要爭取，可左右逢源，兼享多種獨特優勢，自然無往而不利；但後來卻自己堵去兩窟，獨守一窟，現在連北京也漸漸出現繞過香港的傾向，如此自毁長城可能連馮諼都挽救不了。但如今之計就只有貫徹馮諼路線，對內市義，爭取民心；對外復鑿兩窟，與美英修好，逐步重建香港的「勢」。只能見機而作，切忌妄動。
物有必至事有固然
馮諼與孟嘗君的故事尚未完結。《史記》還有一段《戰國策》沒記載的故事：那些走掉的門客聽說孟嘗君重新拜相，又來投奔他；孟嘗君很惱火，對馮諼說：「我失勢的時候，他們不幫助我，都溜了。多虧先生竭力奔走，我才得以重新擔任相國。他們有什麼臉再來見我呢？如果誰再來見我，我就唾他的臉、罵他一頓。」
馮諼說：「主公你就說得不對了。萬物都有其必然規律，世事都有其常理，你知道嗎？」孟嘗君：「本人愚蠢，不知也。」馮諼解說：「有生命的東西必定會迎來死亡，事情有始亦有終；富貴時門客多，貧賤時門客變少，這亦是自然的規律。猶如清晨時人們都是爭先恐後地趕往市集；傍晚時人們卻頭也不回地走過。他們這樣不是愛好清晨而厭惡傍晚，而是他們想得到的東西，已經沒有了。所以你失去相位，門客自然都會離去，你不應因此埋怨他們，希望你仍能待客如故。」孟嘗君再次拜謝馮諼說：「感謝先生提醒，我受教了，必定敬從先生教誨。」
筆者認為太史公之所以加入這段故事，是為了說明馮諼運籌帷幄、縱橫捭闔的背後，是有明確的指導思想與原則。簡單來說，就是「物有必至，事有固然」──事物的發展變化有其內在必然規律，無論是怎樣的奇謀妙策，都不能違背這第一原則。而馮諼只是在這大原則下大膽運用心理學、勢與戰略而已。
不能搞治港唯心主義
上面馮諼講市集那一段，對於理解目前香港的國際與財金景况，實在是最適合不過。現時香港一蹶不振，是由於人們在香港和市場想要的東西已經沒有了，這是自然規律。政府硬是說香港有多好、外國如何抹黑它，都無補於事，跟責備傍晚不去市集的人，或孟嘗君唾罵見風轉舵的門客無異，最後只會斷了自己財路和絕了賓客之路，毁掉自己的根本。失去門客的孟嘗君，還會是孟嘗君嗎？所以孟嘗君一點就明。
現在特區政府只管叫市民團結、叫資金回流，這種只講主觀願望、不顧客觀事實，只問結果、不問方法，報喜不報憂的態度與做法，實際上是一種唯心主義。這種治港唯心主義是馮諼路線的對照（antithesis），把原本有條件基礎的心理學與戰略運用，變成了唯心主義，缺乏成功的可能。夏主任說的「愛國愛港是具體的，不是抽象的；是實實在在的，不是虛無的」，除了是指沒有把愛國愛港轉化為實際行動，更可能是在警示這種唯心化傾向。
原刊於《明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