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1日是李克強離開我們的第49天。按照中國人的傳統習俗，從這天開始，我們和李克強就天人永隔了。
我和李克強是北京大學法律系77級的同班同學，自入學的第一天起，我們就結下了深厚的同學情誼。在這個特別的日子，我陷入了對他的深切緬懷和追憶中，我想通過這篇短文，回憶與李克強交往的二三事，來寄託我對他的無限思緒。
在北大的初次見面
1977年恢復高考時，我正在長沙市公安局北區分局瀏陽河路派出所當戶籍民警。經過一系列曲折的過程，我順利地走進了久違的考場，交出了基本滿意的答卷。
1978年2月初的一天，我在管區巡查的時候，接到派出所的通知，讓我立刻回所。剛回到所裏，只見一個同事手舉着一個封面印有「北京大學」的信封，大聲告訴我錄取通知書到了，讓我趕快買喜糖請客。我打開一看，果然是北京大學法律系政法專業的錄取通知書，通知我於1978年2月27日或28日到北京大學報到，1978年3月1日正式開學。
2月28日下午我在北大新生報到處辦完入學手續後，來到了位於三角地東側的19樓學生宿舍。打開房門迎接我的是一位中等身材，面容稍顯黝黑而目光如炬的同學。他告訴我說，他是從安徽鳳陽縣考上來的李克強，是在那裏的插隊知青，家在合肥市。
這是我在北大見到的第一個同班同學，彼此介紹後發現我們都有共同的插隊知青經歷，一下子就拉近了彼此的距離，共同語言也多起來了。因為宿舍比較小，只有兩張上下鋪的床，要住4個人，先來的徐友軍和李克強都選擇了下鋪，於是，我就選了李克強的上鋪。在北大4年，雖然宿舍有過調整，但我們一直都是上下鋪的兄弟關係。
北大讀書期間的交往
在隆重的開學典禮後，法律系又舉行了師生見面會，系總支書記趙震江老師向我們新生特別說明，北京大學某些專業是有保密級別的，分保密專業和絕密專業，其中技術物理系的核物理專業和法律系政法專業是絕密專業。我們的專業課不許外人旁聽。
1977年全國只有兩個法律系，吉林大學有20人，而我們一個班是83人，可能是中國最大的班級。北大77級學生不足千人，黨員不足百人，而將近一半的黨員都集中在我們班。能讀我們這個專業的政審特別嚴格，例如，陶景洲與李克強都是安徽人，李克強是大隊黨支書，還是安徽省「學習毛澤東思想先進個人」，而陶景洲是標準的貧下中農，我是僱工家庭出身。不僅如此，我們這個專業對個人形象還有要求，形象差一點的還錄取不進來。對別的專業的同學而言，我們這個班有一些神秘色彩。
當時教國際私法課程的陳力新老師也是湖南長沙人。早年參加革命時，他做過李達先生（中共一大代表，時任湖南大學校長）的秘書。陳老師學識淵博，待人熱情，又因為我和陳老師是同鄉，我經常到陳老師家請教學習和生活中的問題。我們師生間結下了深厚的友誼。在陳力新老師的指導下，我開始對學習私法（通俗地講就是民商法）產生了深厚的興趣。
在大三時，我們法77級同學被安排到南京市法院系統實習，我們4位同學分在白下區法院，李克強是組長。在查閱法院歷年判決檔案時，他重點讓我看民事方面的案例，比如離婚案、房屋糾紛、合同糾紛等等，他說刑事方面的案例已經安排其他同學去查閱了。
本來我讀書的時候做過刑法的課代表，但是李克強卻有意的安排我關注民法。經過實踐我才發現，當時的法律邊界極不清楚，說白了，當時既沒有民法也沒有刑法，只有刑事政策和民事政策。老師給我們講課都是用的油印資料《刑事政策彙編》、《民事政策彙編》。我後來報考民商法專業的研究生，應該說跟陳力新老師的指導和李克強對我的這個分工都有關係。
我後來報考了武漢大學法律系韓德培教授名下的國際私法碩士研究生，並由國家教委選派赴日留學碩博連讀。由於我之前沒有學過日語，於是在1982年3月至9月我們這批人被送到大連外國語學院進行半年的日語強化學習。在這6個月內我經受了極度的煎熬，以前從未感到學習竟然如此辛苦。
在北大畢業前，我曾遞交了入黨申請書，但未獲批入黨。作為黨小組長的李克強單獨找我談話。李克強待人十分真誠，說話直率，他開門見山的告訴我沒有獲批入黨的原因，並一針見血的指出我的缺點：「小謝，你這四年是靠你的聰明走過來的，你聰明有餘，勤奮不足。如果今後你能把勤奮加起來，相信你大有可為。」此時，我給李克強寫了一封信，告訴他我在大連學習的情況，並就赴日留學的有關事宜向李克強請教。
當年6月1日，時任北大團委書記的李克強給我回了一封信。信中說：「得知你的近況，感到莫大的安慰。你不乏聰明，但你的素質中最需要的是勤奮，現在你終於勤奮起來了！這也許是你人生道路上的第一次，然而卻是極有意義的。當然日下是壓力很大不得不為之，但願能把它鑄成你的精神，始終如一，你一定是會有成就的。」
與此同時，他還寫了一大段與日本有關的話，至今讀之仍能感受到他的宏大格局和寬廣的視野，他說：
日本是一個富有進取心的民族。到日本去不僅僅是為了學一些專業知識，更應該花點時間去了解日本的民族精神和文化背景。日本人常以他們能把東西方文化有機的融合在一起而感到自豪，那麼他們究竟是怎樣做到的呢？這不僅需要理性的研究，而且需要感性的知識。不要把自己的眼光局限住，放開來，站在世界的高度上去。
我們的老一代人去國離家，決不是為了撈個牌子，討來學位，確實是為了尋求真理。我們這一代人如果不能具備這樣的素質，那就太可悲了。
日本是值得學習的，但不要忘了那場種族滅絕的戰爭。記取這段歷史並不是為了復仇，而是為了防止歷史的重演。
此後的日子裏，我一直記得李克強對我的勉勵和鞭策，做事力求刻苦努力，不敢有懈怠和鬆弛。我也力求做中日兩國之間相互理解和溝通的橋樑。我希望自己沒有辜負李克強對我的期望。
1985年的久別重逢
我於1982年10月6日乘坐中國政府的包機，到日本神戶大學法學研究科攻讀私法課程的博士學位。由於學業繁忙，無暇他顧，我和李克強也沒有更多的書信往來，只是從國內報紙上看到他到團中央工作的消息，很為老同學的進步而驕傲。
1985年初，我順利完成碩士研究生的課程，利用學校放寒假的機會回國探親，這時候我也預定了回北京、回母校看望老師和同學的計劃。1985年2月初我到北京後，馬上找到了李克強在前門東大街團中央的家，見到了他和夫人程虹嫂子。老同學久別重逢，分外高興。彼此都有說不完的話。
李克強向我介紹程虹嫂子時，還特意用了一個英文單詞“rainbow”來說明「她的名字是彩虹的虹」，逗得我開懷大笑。我們彼此交流了各自學習、工作和生活情況。李克強還興奮的告訴我，當年春暖花開的時候，他會和胡錦濤（時任團中央第一書記、全國青聯主席）一起，率中國青年代表團訪問日本，屆時我們可以在日本再見面。
我們在李克強的家裏，用我從日本帶回來的尼康（Nikon）相機合影留念。我和李克強的合影是他夫人程虹拍的，而他和夫人程虹的合影則是我拍的（這個合影由我回日本後沖洗出來，連同膠片一起寄給了李克強）。臨別時我們互道珍重，依依惜別。
當年4月底，我在神戶大學接到李克強來信，告知中國青年代表團的訪日計劃和日程安排，約我在他們抵達京都時見面。我如約到京都他們下榻的酒店，見到了分別不久的李克強和中國青年代表團的其他成員，彼此相談甚歡。根據代表團的日程安排，第二天上午他們將去參觀京都嵐山，特別是周總理詩碑，下午就要離開京都轉去別的地方。
我因為住在神戶，如果當晚我從京都返回神戶，第二天再來京都就可能趕不上了，經過與李克強商量，我決定當晚住在京都，第二天參加他們上午的集體行動。因為李克強是中國青年代表團的副團長兼秘書長，他和另一位副團長、音樂家施光南合住一個套房，所以當晚我就睡在他們套房的沙發上了。說起來，這也是我和李克強最後一次同寢室了。
第二天早起後，我和李克強以及中國青年代表團的其他成員一起去遊覽了春光明媚、櫻花盛開的嵐山，並為胡錦濤、李克強等領導同志在周總理詩碑等地方拍了照，在代表團乘坐的汽車緩緩啟動的時候，我和李克強緊握彼此的手說再見。
老同學的真誠建議
1988年10月，經過6年寒窗苦讀，我向神戶大學法學研究科提交的48萬字的博士論文順利通過答辯，被授予了私法課程的法學博士學位。對於神戶大學而言，我是第16位私法課程的法學博士；但對於新中國而言，我則是第一位私法課程的法學博士。
獲得博士學位後，我立即進行回國的準備，並於10月底回到了北京。當時我也面臨擇業和安家的問題。是選擇去國家機關、政府機構工作？還是去大學任教？還是去科研單位做學問？我回國前曾接待過一位國務院直屬機構的負責人，他對我印象不錯，希望我回國後考慮去他們單位工作，我回國後也去那個單位見習觀摩了一天。但我還是找到了李克強，向他諮詢到底去什麼地方更適合我的情況。
李克強聽了我的需求，並了解了我的家庭情況後，並沒有說任何的客套話，他真誠的提出了他的建議：由於你有兩個孩子，在政府機關部門，每到關鍵時候，都會增加一項評議，時間長了你會覺得很不舒服。李克強的話很有道理，也説明我順利地選擇了適合自己的工作方向。於是，我於1988年冬季接受國家教委的分配，到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國際經濟法系任教。我的家庭進京戶口問題也在有關部門的協助下得以順利解決。
那件沒有機會再穿上的學士服
李克強當上黨和國家領導人以後，他肩上的擔子更重了，工作也更忙了。由於大家都可以理解的原因，他和我們同班同學的交往也少了。我記得2002年5月我們法77、78級同學紀念北大畢業20周年慶典是他最後一次參加全班同學組織的大型活動，當時許多同學都爭相與他合影，他也代表全班同學在慶典上講話，感謝當年的老師們對我們全體同學的教誨。這些情景我們全班同學仍然歷歷在目。
2022年我們北大77、78級籌備畢業40周年慶典時，籌備組負責人，北大滙豐商學院院長、77級經濟系海聞校友提議，鑒於當年我們畢業時沒有穿過學士服，在這次紀念慶典上要補上這個環節，來一個穿越時空的畢業典禮。在徵訂學士服時，他又向我提出，讓我出面給李克強也訂製一套學士服，彌補他當年的遺憾。
我作為「李克強的上鋪兄弟」（北大77級校友給我取的暱稱），當然義不容辭，我在自己訂製學士服的同時，也給李克強訂製了一套學士服。2023年5月13日我們身穿學士服回到北大百年講堂並高呼「七七七八，我愛北大，團結起來，振興中華」的口號時，我想李克強也一定聽到了，並和我們一起吶喊了吧？
活動結束時，我把給李克強特別訂製的這件學士服送交了北大法學院校友辦公室，請他們按照有關管道轉交給李克強（2018年北大77、78級入學40周年慶典的紀念T恤也轉交給他了）。我不知道李克強是否像上次一樣收到過、是否試穿過這件學士服？但令人痛惜的是，李克強突然的、過早的離開了我們，我們全班同學也再沒有機會和他一起同穿學士服合影了！
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永別了！李克強。
作為共和國的總理、人民的勤務員，你的功績彪炳千秋！此時此刻，我只是以一個老同學的身份，把我這篇紀念短文獻給你，我親愛的同學，我敬愛的兄長。安息吧！李克強，你永遠和我們在一起！
2023年12月14日
註：原文中「李同學」為李克強。
原刊於「新三屆」微信公眾號，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作者簡歷：
謝思敏，生於1956年，1977年考入北京大學法律系，畢業獲法學學士。1982年10月公派赴日本留學，獲日本神戶大學法學研究科法學碩士、私法專業法學博士。1988年回國後在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國際經濟法系執教，是證券交易所研究設計聯合辦公室（簡稱「聯辦」）的創始團隊成員。1993年辭去公職從事律師執業，任中國法律事務中心律師。1995年改制更名為北京市信利律師事務所，為創始合夥人。現為北京市信利律師事務所主任、合夥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