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名榮譽不等於學術實力

最近香港有人不懂量度學術成就的常識,挾着個人狹隘的見識,或胡亂猜想,或越界抨擊。一下間,平常香港的學者不太重視的虛浮指標,忽然變成了評定學術成就的標尺。香港墮落,難道如此?
上周談及屠呦呦與諾貝爾獎,文章出了一個大錯,居然逃過了很多人的眼睛:1949年前完成高等教育的,應該出生於1927年以前,誤作1937,無可饒恕(幸虧沒有多少人知道筆者是數學系畢業的)。
 
但是如此一來,就只有最早出生的楊振寧(1922)與李政道(1926),於1949年前在中國內地讀大學。其他華人諾獎得主,都是1949年以後才念大學的,不過都不是在中國內地完成的。因此,若是針對1949年後的中國高教制度,「錢學森之問」還是有其意義。
 
多年來內地的討論,不少圍繞李、楊兩位在西南聯大就讀的事實,來更加戲劇化「錢學森之問」。的確,西南聯大是抗日戰爭時期幾所領頭的大學,臨時在昆明聯辦的大學。要說辦學的物質條件,那是中國自清末有現代大學以來最艱苦的歲月。不過從種種記載來看,那反而是中國大學學術氣氛最濃厚的一段歷史,值得深思!
 
「錢學森之問」引起的討論歷久不息,大都把注意力放在改革開放以後,大學可以說是「財大氣粗」,物質資源泛濫。這說明「學問」這樣東西,不是靠錢可以買得到的。這一點,大概中國的知識分子沒有人不同意。但是,內地常有人把「錢學森之問」演繹為「為什麼我們的學校總是培養不出傑出人才?」
 

文革後學術較有空間

 
筆者認為,這個問題與錢學森的問題,本質上是兩個不同的問題。錢學森的原話是:「這麼多年培養的學生,還沒有哪一個的學術成就,能夠跟民國時期培養的大師相比。」是問為什麼沒有可以與李政道、楊振寧(「大師」)匹比、諾貝爾獎級別的學術成就。錢學森心中掛着的是「學術成就」,而人們演繹出來的,卻是「傑出人才」。
 
中國不是沒有傑出人才。問題是,一說到「人才」,就是「有用之才」;人們常常寫成「人才」,就更加傳神,於是有「如何才算有用」、「對誰有用」等等問題,就會為「學術成就」加上了許多註腳。
 
比如說,就學術來說,解放初期一直到文革,陰魂不散息的是「紅」與「專」的爭論。在學者身上,就是「專家」是否需要「紅心」,或者說學術上有成就的人,是否也要「政治正確」,是否須有「政治覺悟」。一直的說法,是知識分子必須「又紅又專」;這可以說是中國傳統「德才兼備」的「政治版」。極端的時候,文革期間,更加把無法冠以「階級」標籤的事物,通通列為「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一類,於是大批大批的知識分子都變成「臭老九」,屬於批判之列。
 
從學術成就來說,換了一個環境,這些知識分子也許都是「人才」。但是在當時的政治環境下,這些都是必須打倒、改造的渣滓。
 
從報道得悉,屠呦呦在文革開始的時候才35歲。大概其學術成就還沒有引起注意,因此逃過了批判。她那刻下里程碑的發現,是在1971年。那幾乎完全沒有人注意,也幸虧沒有人注意。
 
文革的這種形態,改革開放之後,逐步有了扭轉。整個中國,經過文革,可以說是痛定思痛。現在很多大學的黨委書記,都在學術上頗有建樹。就大學而言,「外行領導內行」的情形,已經比較少見。學術人員,逐漸有了較大的空間,因此也出現了大量的學術「人才」。
 
論資源、論產出(論文吧!),中國在世界學術界已經名列前茅。也許因此,屠呦呦這樣的科學家,才得以真正地埋頭研究,而不必擔心人家或者領導對自己的政治評價。筆者沒有證據,但猜測屠呦呦就是屬於「不問政治」一族。
 
事實上,她的發現,大幅減少了瘧疾的禍害,你說是為資產階級服務,還是為無產階級服務?假如這種健康的研究環境可以長期延續下去,中國的自然科學家,就不難得到有益於全人類的學術成就。除了屠呦呦,最近影響全球的水稻雜交專家袁隆平,就是另一個例子。(可惜在意大利米蘭的世博會上,雖然大會主題是「可持續糧食」,但是中國館裏面,袁隆平的篇幅竟然不如全聚德。)
 

榮譽不能當實力

 
「錢學森之問」的議論還會繼續。雖然出了一個屠呦呦,也不斷有關於「學風不正」的呻吟,但是到底何謂「學風不正」,其實還沒有形成一種大家認同、引起警惕、聞者足戒的觀點。因此討論也就不了了之,學風照舊,還有人認為是變本加厲。
 
上周提到的功名因素,也許是研究中國學術風氣的一個切入點。這有長遠文化背景的因素。古代的功名是官職、地位、財富的代名詞,現代的學者更加不能說是為了功名而努力,反正概念上大家都不認同。筆者認為,功名的真正意思,是以表面的標籤,代替了實在的內容。
 
怎麼說?常常在內地的廣告裏,看到什麼酒得了什麼獎,既不是描述這酒實在的特點與優勢,也不是由喝酒的專家肯定它的實在價值。不是說這酒作假,但是以得獎代替實際,已經成為文化。每到一地,常常聽到當地人對本地的機場,自豪地說:「咱們這個機場,它的XXX是全國第一。」而這個XXX,往往與機場的素質高低完全沒有關係。
 
科學研究也是一樣。拿了國家的一等獎、二等獎,學校出了個院士,當然可喜可賀。作假的機會不是沒有,但是基本上還是大家尊敬的。但是,當一所院校不斷炫耀有多少個一等獎、二等獎,炫耀有多少個院士,就是把這些榮譽當作是學術成就了。不至於此,作為宣傳還不算過分,但是不少院校把院士、得獎數目,當成了學校的奮鬥目標,而提升真正的研究實力,卻沒有任何措施。
 
大學的排名榜也是如此:本欄提過,第一,排名榜上的名次,是一種成就的表現,不是也不可能是大學奮鬥的目標;第二,排名榜用的指標,往往不是一時三刻可以拔升的,不可能落實到實際運作;第三,每個排名榜只是量度少數的指標。真正成為「一流大學」,是因為有這樣的實力底子,即使人員更替,還是不斷獲得傑出的學術成就。
 

指標因學科而異

 
研究工作者也是一樣。如上周所述,論文數目、引用指數、登載的學刊「影響因子」都是虛的指標,因學科而異(有些學科,一年一兩篇已經了不起,如金融),也因專業而異(最尖端的,引用反而少)。也有些學科,根本不是用論文來量度(如建築、法律、新聞)。這些都是全球學術界的常識。
 
最近香港有不少的討論。有人不懂這些常識,挾着個人狹隘的見識,或胡亂猜想,或越界抨擊。一下間,平常香港的學者不太重視的虛浮指標,忽然變成了評定學術成就的標尺。香港墮落,難道如此?
 
原文刊於《信報》,題為〈功名.學問.貢獻〉,獲作者授權轉載。分題為本社編輯所擬。
 
(封面圖片:Pixabay/CC0)

程介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