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圖片說明：聚餐，左下角起，梁維新、趙英蘭、郭民亮、筆者、曹士釗、劉永基、Violet and Peter Whyte、陳玉蘭、彭子慶、陳和晏。
從入住到遷出，我在明原堂跟學生一起生活了十年半，經歷了火紅的十年，見證了學運的發展，也看到了一批一批學生的成長。這十年半，可總結為四個階段：（一）1969年初至1971年中；（二）1971年中至1973年中；（三）1973年中至1976年初；（四）1976年初至1979年中。
扭轉與宿生會對立的局面
在明原堂成立初期，同學之間有很多磨擦。由於傳統勢力所宣揚的東西很多是不合理和違反大學規則的，我自然加以反對，因此站在挑戰者那邊。這使到不少贊成傳統宿舍生活方式的同學，在不同程度上把我看作他們的對立面，並鼓勵其他同學也採取同樣的態度。傳統上，宿生會幹事跟舍監的關係就算不對立，也不會密切。頭兩年，我用盡辦法去促進我們的關係，但也只能做到「各有各做，河水井水；事前打個招呼，事後發個通知」而已。當年幹事會開會時，除了有特殊情況，一般是不希望舍監出席的，雖然每次都循例發通告和會議紀錄。我因此跟他們約定，如果他們想我出席，可再作口頭通知。
1970年夏天之後，情況有所改善：一方面是因為我已獲得大部份同學的接受，另一方面是因為這一屆的主席（霍建中）、秘書（孔令源）和一位幹事（柳松榮）是我在拔萃教過的學生，而其他的也跟我很熟。初時是口頭邀約，後來成為默契，不出席變成例外。在討論問題時，我盡量多聽少講，以免影響他們的主動性和積極性。資料和意見，都盡可能在他們需要時才提供。
1971至73年是明原堂發展過程中的轉捩點。當時舊勢力已經衰退，新勢力方興未艾。怎樣作最後一擊，並在舊勢力完全崩潰之後建立一個嶄新的明原堂，是這兩年宿生會幹事的主要任務。這時，除了極少數宿生受到孤立之外，整間宿舍顯得相當團結。同學之間的關係普遍改善了，他們跟我的交往多起來了，而宿生會幹事與我的關係也愈來愈密切了。這現象的形成，除了上述因素之外，恐怕與當時蓬勃的學運不無關係。明原堂很多宿生跟我一樣，都是學運的支持者，因此，我們之間不僅有師生的情誼，也多少有點同道中人的意味。
學運低潮期 宿生分成四派
1972年5月13日的保釣大示威之後，香港的學運開始陷入低潮，並且呈現分裂態勢。同年8月的「反貪污、捉葛柏」運動分裂了香港的大專學生，11月的《學苑》事件分裂了香港大學的同學。作為香港學運重鎮的明原堂，在這形勢下，怎可能不受到影響？1973年夏天，我從英國返港後不久，就注意到宿舍的氣氛有點異樣了。開課後，宿舍明顯地分裂成幾派學生，包括：極端社會派、社會派、國粹派和逍遙派等。在極端社會派（包括部份社會派）和國粹派之間經常出現尖銳的矛盾，因此，宿舍不時出現劍拔弩張的局面。我多次嘗試緩和局面，包括引起宿生幹事的注意，但都未能取得預期效果。處此情景之下，我唯有耐着心情，靜待其變。
1975至76年度的幹事注意到問題的嚴重性了，於是出盡全力去搞好宿舍的氣氛。經過半年的努力，宿舍的氣氛終於慢慢地好轉過來了。雖然在1975年10月的迎新期間，又有一位新宿生的房間遭人淋尿，但這跟「玩新生」無關。受害人雖是新宿生，卻是高年級的舊學生，而且是活躍的學運份子。事件的起因看來與政治矛盾和／或個人恩怨有關，似是兩年多政治對抗的後遺症。此後，明原堂開始呈現一片祥和、興旺的景象。
十年過去 難捨難離
1979年2月9日，明原堂慶祝十歲生辰，我們搞了個開放日。剪綵禮當日下午在停車場舉行，仍然由一直沿任校監的羅理基爵士主持。晚上聚餐，筵開數十席，連會客廳也動用了。之後，我們全體移師陸佑堂，欣賞宿生的演出。綜合文藝晚會的節目多姿多采，包括樂器演奏、合唱、舞蹈和話劇等。當日的時間控制做得很好，一切準時。
我入職之後半年，明原堂開幕。十周年堂慶之後半年，我離職他去。我本來就不準備長期任職舍監，計劃中是五至十年。這時離開，應是最理想不過的了。可是，十年不是一段短時期，怎能一下子就放得下？更何況，這十年是我一生最多姿多采的十年，也是最難忘的十年？因此，我搬到最接近它的私人住宅去。這樣，雖不可即，尚可望也。
（圖片：作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