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賀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50歲生日。我有兩段在該院任教的因緣：一段是 1978年到1982年，另一段是1994年到1998年，兩次任教期間，又長期擔任校外委員。這樣一算，彼此「糾結」了前後20年，從它13歲開始，到它33歲為止。我的學術生涯既與它共同成長，我也大致見證了它的承先與啟後。
第一段因緣
先說第一段因緣。1978年我從美國密西根大學畢業。當時傳播學集大成的宣偉伯教授（Wilbur Schramm，或譯施拉姆），出任中大的胡文虎講座教授，因此我毅然決定直奔追隨。話說1971年到1973年我在夏威夷大學讀碩士時，宣偉伯正準備從史丹福大學退休，回到他創立的東西中心傳播研究所。他對傳播所的研究成果貧瘠，毫不掩飾表示不滿，於是成立一個把脈的委員會，我身為學生代表有幸結識他。後來，知道他從東西中心再度退休，轉赴中大，宣稱要創立第一個跨亞洲的傳播學博士課程，我非常嚮往能夠有機會跟隨他。1978年，朱立兄和我同時獲聘，成為中大新聞與傳播系的新任講師。他原來答應停留三年，可惜因為發現事與願違，大約14個月後就打道回府了。
我報到以後兩個月左右，他就回美國了。但這兩個月，我天天見到他。他每天最早到辦公室，最晚離開辦公室，比誰都勤奮。他整天滴滴答答敲着 IBM 電動打字機，「我手寫我口」，口中念念有詞，手指隨着在鍵盤游動。他偶爾抬起頭，以唱詩班雄渾的男中音哼首歌。早就聽說他一輩子敲壞了好幾部電動打字機，卻沒想到我會目睹到他寫作的風格。我在他家吃過飯，寄過宿，看到他一大早在中大蜿蜒起伏的校園慢跑。他早飯晚飯吃得很多，中午卻只吃一個蘋果和一個橘子，晚飯後仍工作到子夜方休。宣老回去夏威夷以後仍然寫作不輟，然而最後的傳播史乃成未竟之作，身後由門人切飛（Steven Chaffee）和羅傑斯（Everett M. Rogers）續成而問世。我在密西根求學時，羅傑斯曾任我的業師兩年，直到他轉赴史丹福接任宣偉伯留下的職位。
宣偉伯大師離開中大，留下的碩士課程不能廢弛，只好由朱立和我兩位資淺講師承乏了。由於情勢所逼，1978到1982年，我因緣際會，指導過李少南、陳韜文、蘇鑰基的碩士論文。他們留學美國歸來，青出於藍，先後出任該院前三屆院長。（現任第四屆院長馮應謙，是我在明尼蘇達大學指導的博士，但那是後話了。）我的年紀略長於學生，又剛出校門，有用不完的精力，鎮日和他們打成一片，幾十年來我們也誼在師友之間。很少人這麼幸運。我雖非「伯樂」，卻一畢業就與「千里馬」有教學相長之樂。
在中大四年間，一幕又一幕的中國政治變化在眼前展開：四人幫垮台，文革結束，鄧小平復出，香港回歸逐漸走上議程。新亞書院的「民主牆」上，天天都張貼了各種嚴肅的政治辯論——中國何去何從？位處偏僻而清淨的中大校園內，到處有演講活動，師生充滿了激情與理想。這時《人民日報》空前絕後地精彩，一邊打擊毛的極左遺毒，不斷登出老幹部（包括鄧小平）在文革期間如何被「四人幫」蹂躪的回憶文章，一邊又批評頂着毛教條為令箭的所謂「凡是派」，高潮起伏跌宕。我對中國研究的興趣肇始於此。中大當時只有5,000名學生，每班不超出 25 人。我上「大眾傳播理論」的課，總先熟記一半學生的名字，並在第一堂課上當場點叫，以建立互動的基礎。
當年的大學本科學生包括梁鳳儀、朱婉玲、張結鳳、羅燦、李月蓮、陳慧兒、黃麗君等。第一年我與人合教這門課時，逐週寫出後半部的講稿；第二年單獨再教時，寫出上半部；第三、四年單獨教時，又兩次修訂，最後出版為《大眾傳播理論》。出版後，一再印刷，難以相信至今仍是台灣學生的主要教科書，也是留學或新聞、外交人員應考的參考書之一。我當然是認真寫的，但教科書不過是供人踩過的踏板，自己並不特別重視，不料在華文圈中，它可能是我所有著作中知者最多的。甚至有晚一輩的大陸學者告訴我，當年他們就是在大學「港台特藏室」看到此書的複印本而受到啟蒙的。猶如我自己讀了徐佳士老師沿着宣偉伯的路子所寫的冊子《大眾傳播理論》，而對傳播學萌生興趣。歷史真是充滿了偶然。
新亞書院那時「還是」新亞書院，沒有變質太多，院長金耀基先生請了許多名家來演講。我就親炙過錢穆先生、李約瑟先生、錢偉長先生、劉海粟先生等的學問與風采。「雲起軒」供應簡單的麵食午餐，那是同事八方雲集的地方，尤其是進門處號稱「天下第一桌」，每天中午圍繞着來自各個領域的上輩和同輩學者，可謂群賢畢至。他們高談闊論，針砭人事，起碼兩三個鐘頭，令初出茅廬如我者茅舍頓開。聽不懂的，我回去立刻找書補課，四年下來，不啻獲得一個無形的學位。值得一記當時的「常客」：勞思光、劉述先、金耀基、孫述宇、孫國棟、魏大公、閩建蜀、逯耀東、喬健、謝劍、李弘褀、朱立等。那是一段不回頭的美好記憶。
我在中大教了三年，明尼蘇達大學決定聘我為實任副教授。我繼續在香港等移民簽證，又拖沓了一年才啟程。1978年我們抱着兩個月大的兒子居安到香港，1982年抱着八個月大的女兒居明去美國。太太顏嘉琪也是密西根大學博士，原在中大教育學院任教，但為了我自私的選擇，拋棄她的事業跟我遠渡太平洋彼岸，並決定居家四年，照顧兒女。四年後獲得專業執照，始重回明大成為心理師。她這輩子為我而奔波而犧牲，這還只是剛剛開始而已。而居安和居明長大以後，也獲得密西根大學的學位，全家四口都為它的足球隊加油。
第二段因緣
明大破格請我當副教授，主要是看中我從博士論文脫胎出版的著作《媒介帝國主義再商榷》。早年美國新聞傳播學界四大重鎮為威斯康辛、伊利諾、明尼蘇達和史丹福。我1982年加入明大教授陣容時，新聞與大眾傳播學院成立50年以來，儼然只有我的母語不是英語。我在明大的種種不是本文的重點，我只說說我和中大的第二段因緣。
1994年明大放我一年學術假，我一心一意想回中大。我1982離開香港時，九七回歸已開始沸沸揚揚，爆發移民潮；等1994我再回港時，人心惶惶，師資顯得有點青黃不接。1980和1990年代，我和陳韜文以香港回歸為社會實驗室，分析權力結構改變與傳媒互動的關係，發表過許多學術文章。我1994年回到香港，目的與此一脈相承。承高錕校長聘我為講座教授，並希望我多駐留幾年，於是我1994—95按原計劃在中大，1995—96回明大，1996—98在中大，見證香港回歸的前後。
那幾年，我體會到什麼是「滄海桑田」：沙田的大片農田已變成高樓大廈，吐露港已經不能划艇到烏溪沙；低調的中大校園建築逐漸夾雜了高聳而不協調的大樓，電氣化火車取代了當年一小時一班燒炭的火車。中大不再是小規模的學校了，四年制在港英政府的逼迫下改為三年制。新亞書院舊貌不再，師生拆散分到其他書院。我被分到逸夫書院，但形式大於實質，沒有太深的參與。雲起軒的「天下第一桌」面目全非。
高錕校長謙謙君子，強調學術研究，把中大的國際地位提升了好幾個台階。中大的崛起拜賜於香港經濟社會大大成長，但高校長無疑建立了一塊重大的里程碑。他退休以後榮獲諾貝爾獎金，識與不識者都引以為榮。可惜他患病，不能享受這個終身的成就了。
這三年間，陳韜文是系主任（後來系改為院，才有院長）。與我過從最密的是陳韜文、潘忠黨和蘇鑰基，我們幾乎每天碰頭談學術，並在九七回歸那年做了大型的研究，深度訪問中港台、英、美、日、澳、加到香港採訪回歸的記者，配合他們的文字和影像報導，通力寫成一本書《全球媒介奇觀：香港的新聞戰》，在美國的大學出版社印行。九八年我回到明大，不久潘忠黨也去了威斯康辛大學，陳韜文和蘇鑰基留在中大，但多年來我們一直懷念這個合作。這段因緣中，我直接間接教過的李立峰、邱林川，現在已是蔚然有成的學者了。而我在明大指導的博士馮應謙（現任院長）、張詠（現任教於密蘇里大學），也都有中大求學的背景。我想中大的傳承是溫暖的，有序的，也源遠流長。
2002 年，我偶然下又被慫恿回到香港，並且住定不走了。雖然在別的大學工作，但我的香港因緣畢竟是中大牽的，所以平實地寫下這篇回憶文字，送給老東家作為生日賀禮。
（封面圖片：香港中文大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