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4日在酒店早餐，雙方約好不打招呼，各挑一個角落進餐，而且避免同進同出，裝作不認識。然後，他從入住的房間到我的房間接受訪問，相當時間之後，我有點納悶，有點焦慮，甚至有點挫折感，因爲陳平不像上次，按照星洲擬定的提問回答問題，而是精神武裝起來，深怕我套出他不想說的秘密。
我用的是隨機、閒聊的輕鬆方式訪問他，他卻是非常謹慎、保守的回答，小心翼翼、再三斟酌如何遣詞用字；他有時四兩撥千斤，甚至顧左右而言他， 那過程有點像諜對諜在鬥智，寶貴的一天就這樣耗掉。
第二天上午還是沒有太大進展，堪稱「戰情膠着」。
雙方午睡之後繼續訪問，我已經不抱太大希望，乾脆天南地北，漫談中國的現狀、中國的命運、中國的歷史人物、戰前馬來亞，新加坡和汶萊的華校課本。雙方談興很濃，不知道怎麽聊到南宋的陸放翁（陸游），他眼睛一亮，朗讀《示兒》第一句：
「死後原知萬事空」，我接下去唸「但悲不見九州同」，我們一同念「王師北定中原日，家祭毋忘告乃翁」。
我們熱烈談論這首詩，從而解除了他的心防，中華文化和讀書人傳統的憂患意識變成我們之間的公分母，我們之間不再有藩籬。我發現他雖然比我大16歲，我們在馬來亞、新加坡、砂勞越、汶萊等地的中小學，讀的華文都是南京國民政府審定的海外僑校課本，所以我們的共同話題一下子說不完。我們大談100多年以來苦難的中國，悲情的中華民族，他說中學看報紙，眼看日本關東軍步步緊逼，他就一直擔心中國會亡國，急着回國參加救國抗戰。
他說，九一八事變之後，在他出生的馬來亞霹靂州實兆遠，華僑非常關心祖國局勢，他家和一些店舖一樣，掛着抗日英雄前黑龍江省長、東北軍騎兵總指揮馬占山將軍的相片。我察覺他猶如陸游「一寸丹心為報國」的情懷，誠然，當年陳平的青春熱血，要中興的是被日本侵略的中國，不是英國統治的馬來亞。
當天晚餐之後他沒有像過去三晚回房間休息，而是到我房間繼續接受訪問。我告訴他我的傻瓜相機性能欠佳，可否請我的攝影同事劉瑜從香港過來拍照，他立刻答應。
接下來的採訪非常順利，他沒有告訴我那些不能錄音，那些不能刊登，也沒有要求訪問發表之前讓他看稿。
第二天，《亞洲週刊》攝影記者劉瑜火速趕到白象王國首都。陳平終於和我們迎向陽光，前往當年獲選為世界最佳十大酒店三甲的文華東方繼續訪問。《亞洲週刊》專題的封面照片和内頁三張我和陳平在燦爛陽光籠罩下的圖片，就是陳平、劉瑜和我在曼谷湄南河畔文華東方酒店餐敍之後，劉瑜的傑作。
5月6日晚餐，陳平甚至破例和我喝紅酒。他體重90公斤，血壓高，但是我們談興大發，相逢恨晚，於是挑燈夜戰，我的錄音帶累計已經超過十五卷。
我發另一封傳真給關慶寧：
順境還是有插曲：飽經憂患的陳平，警覺性非常高，我們的水乳交融訪問就演出另一場諜對諜：
我問陳平， 他究竟怎樣從馬來半島潛行，經過泰國、寮國、越南到北京？
他不但細説幾乎喪命的艱巨、漫長逃亡過程，還當場畫簡圖給我看， 大概子夜一點多才回房間。我也累翻了，梳洗後本來要休息，可是覺得應該再聽錄音，核對珍貴的簡圖，就在此刻，鈴聲大作——電話響了。
老實說，我是有點驚愕的，除了「船長」陳平和關慶寧，沒有人知道我的房號，難道是特工？
特工又能怎樣？
沒有猶豫，我拿起話筒， 熟悉的聲音傳來：
「丘兄，我是王老，我現在要下來，方便嗎？」
「當然（方便）！」要做長夜之談我也可以奉陪呀！
陳平原名王文華，所以我稱他「王老」，他稱我「丘先生」或者「丘兄」。
王老開門見山地說，他要取回剛才畫給我的地圖， 因爲他「不想留下字跡」。
我立刻奉上他的墨寶，他笑笑說早安就離去。
他一走，我的睡意全消，這可是天大的獨家消息，那是英國、馬來亞和泰國等地的特工，幾十年都沒有解開的謎團，我怎麽可以譲煮熟的鴨子飛走呢？
立刻鋪開白紙，凴我的記憶描繪陳平逃亡的路綫圖。
《亞洲週刊》的陳平專文，其中邊欄「泰南到北京／萬里闖關」的地圖就是我從記憶中追回來的；《青山不老》也複製這幅地圖。
這場笑談用兵的「諜對諜」，結局是沒有輸家。
陳平讀過《亞洲週刊》之後告訴我，這張地圖「完全正確」。
專訪馬來亞共產黨總書記陳平——新聞戰場諜對諜（二）
待續： 《亞洲週刊》和 《星洲日報》分別克服内部阻撓和政府禁令，先後刊登陳平專訪的内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