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上圖為時任廉政專員姬達應作者之邀，出席明原堂宿舍聚餐，介紹廉政公署。）
明原堂開辦初期，我嘗試在宿舍聚餐（high-table dinner，大約兩週一次，每學年大約12次，其中三次沒有客人）後搞些講座。宿舍聚餐是大學的規定，每年不少於九次，但一般是沒有後續活動的。唸本科時，聖約翰學院跟其他宿舍一樣，飯後都沒有後續活動。唸碩士時，注意到大學堂宿舍的舍監 Mr. John Llewellyn，有時會在聚餐後邀請一些學生到他的住所，跟客人喝酒聊天。我從中獲得了一些啟示。明原堂初期的兩個嘗試可說都以失敗告終：第一次請同事講讀書方法，第二次請廖慶齊講天文學，每次都只得大約十人出席。我沒有拉夫捧場，因為深信搞活動是為了滿足參加者而不是組織者的需要。
1969—1970年度起，我改轅易轍，多搞些比較大堆頭的軟性活動和以聊天形式進行的座談會。雖說軟性，仍然是相當嚴肅的。這三年比較受歡迎的餐後活動計有：市政局候選議員王幸利、歐德禮、黃博度等的座談會；文化界人士徐速、馬文輝、金庸等的交談會；演藝界林祥園、黃霑、簡而清等的觀摩會；財經界鍾士元、左頓、夏冷漪等的座談會；以及出版界李怡、古蒼梧、岑逸飛、包錯石、司徒華等的座談會。財經界的座談會在我家客廳進行，約50人參加；其他的都在學生休息室或電視室舉行，約100人參加。
出版界的座談會在1971年11月舉行，議題是：《中國將會成為一個超級大國嗎？》這個議題因應時局的演變而訂定。同年十月，北京取代了台北，成為中國在聯合國的代表；次年二月，美國總統尼克遜即將訪華。由於很多同學對這個議題興趣濃厚，而且不少曾經或仍然是這些客人的讀者，所以與會者甚眾，把那面積超過50平方米的電視房擠得水泄不通，以致遲來的同學要站在門外聽。估計出席人數超過100。座談會八時開始，原定十時結束，結果一再推遲，直至午夜過後，客人才可以離去。幸好全部客人都有這個心理準備。
1973年秋天，我開始邀請兩位高級導師和三位幹事跟我一起策劃宿舍聚餐事宜。1973—75年間，受到國內政治形勢和本港學運思潮的影響，有個別宿生幹事在討論聚餐事宜時，傾向政治掛帥，反對搞比較輕鬆的活動。他們態度強硬，使我頗感為難。他們不了解，這樣做會進一步激化同學之間的矛盾、破壞宿舍的和諧氣氛。對此，我採取「忍辱負重」的態度，但沒有放棄向他們進行說服工作，並且想方設法，盡力化解宿舍那劍拔弩張的氣氛。
1975—76年的幹事代表終於認識到，過分強調某些活動，不利於營造宿舍團結友愛氣氛，於是重新重視康樂活動，因而打開了新局面。此後數年，我們搞了不少大受歡迎的活動，包括：香港乒乓球隊的示範表演、吳國平的催眠術講座及示範、鄧孟妮的芭蕾舞講座及示範、譚壽森的足球講座、蔡文英的魔術示範表演、丘曉秋師生的歌唱表演、劉家傑的大眾傳播講座等。
示範催眠宿生
上述活動都有過百宿生出席。其中最令我難忘的是吳國平的演講和示範。他先簡單介紹催眠術的性質和用途，跟着請所有願意接受催眠的站出來。他先讓我們閉上眼睛，然後用緩慢而又低沉的聲音向我們說：「你們已經很倦了，眼皮也垂下了，很想很想睡覺。」他重複了這句說話約十次之後，便請完全無動於衷的返回座位。大約一半人因此返回座位。他跟着又重複了上述說話約十次，然後請仍然清醒的離開。這時，前方只剩下三、四人。他跟他們說了一些話之後，選定黃志堅作示範。
他先讓志堅仰臥在三張分別放在他的頸、腰和腳跟下的木椅上，然後用說話和手勢向他催眠。待志堅進入狀態後，隨即把他腰下的木椅拿走。這時，志堅的身體已僵硬如木頭！兩三分鐘後，他把拿走了的木椅放回原位，然後弄醒志堅，再做第二個示範。第二個示範在沙發上進行。他把志堅催眠，讓志堅覺得自己很肚餓，然後又告訴他，快要給他吃一些非常美味的食物，但只說不做，令志堅垂涎不已！很奇怪，說來也難以置信，據說當晚散會後，志堅竟然可以催眠其他同學。
肅貪倡廉 感染宿生
此外，1976年1月舉行的餐後座談也值得一記。1975年12月，收到香港廉政公署的電話，問我可否讓他們來宿舍宣傳。商議之後，我請了廉政專員姬達先生 （Mr. Jack Cater，後封爵士）來參加我們一月份的宿舍聚餐，並於餐後跟學生座談，題目是《香港的貪污問題和廉政公署的工作》。當晚反應相當踴躍，有60、70人，討論氣氛也很熱烈。姬達事後告訴我，這是他第一次到大學宣傳。結果，隨後數年，宿舍有幾名堂友投身肅貪倡廉工作。
（封面圖片：作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