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為的成功關鍵在人

我們不能要求每個人都是「大丈夫」,但這種理想人格、操守與價值觀應該成為現代教育的一部分。孩子是社會未來的棟樑,他們的倫理道德、人際關係、對家庭、對國家的價值觀,將決定社稷的未來。

近日在各種媒體上,最多人談論的是在全無媒體宣傳,也沒有舉行任何發布會的安排下,華為突然在官網上發售的5G手機Mate 60 Pro,引起了廣大群眾的關注和轟動,議論紛紛 。眾所周知,自數年前任正非的女兒孟晚舟被加拿大無理扣押,華為被美國全方位制裁,雖然擁有最多的5G專利和先進的技術,卻無法生產5G手機,美國的蠻橫無理令人髮指。

如今知道華為在極度困厄的景況下,終於排除萬難,不單製造出超越iPhone 15的5G手機,還通過中國的北斗衛星系統,把普通的手機提升為全球性衛星電話,這是一項劃時代的創新和突破,這非凡的成就,實在令人感動,更激起全球有良知的中國人的團結與愛國精神。華為的團隊同仇敵愾,憑藉無比的毅力和勇氣,成就卓越。歸根結柢,就是人才、管理與實力的表現。得人者昌,失人者亡。經歷數十載繁榮昌盛的香港,終於明白人才的重要,如今香港政府正全心致力去搶人才!

中華文化 強調賢能管治

一個企業、一個社群、一個國家的成敗,關鍵在人!因此中華文化十分重視人的素質與善治、人才的培育與選拔。西方媒體經常把中國式管理描述為「人治」與「獨裁」,以為一旦大權在握,就可以為所欲為,這是無知與誤解。中華文化強調的是「賢能管治」,即是要由有道德修養而又有能力的才德兼備之士去達成善治,他們學識淵博、深明大義、清正廉潔、執法嚴明、愛國愛家、有高度社會責任感和獻身精神,他們堅守道義,不屈於權勢,志於道、從道不從君,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

善治的基本原則,是以道德及全民福祉為依歸,遵道而行,決策時強調「謀貴眾,斷貴獨」,並非肆意妄為!法律是用以補道德之不足,視其後者而鞭之,而不是僵化而行。西方則直以法律主導,規定道德,是以會出現有「程序公義」,卻違反道德常理的現象,這正是中西思維的基本分野。

中華文化特別重視人的素質,因為無論在怎樣的制度下,人的能力和價值觀,尤其是當權者,是決定成敗最重要的因素。華為的任正非秉承着解放軍的拼搏與奉獻精神,努力鑽研,青出於藍而勝於藍,超越了美國的Cisco,奠定通訊業的龍頭地位。他心懷祖國,明白到科技是國家與企業的生命支柱,民族的未來,因此他投入大量資源在研發方面,同時以高薪網羅全球菁英,建立起一支強大的團隊。正因如此,華為才能在5G領域獨佔鰲頭,屢創新高。

要網羅人才,絕不能只靠高薪,那只是最基本的要求,更重要的是工作與生活環境、企業文化、發展前景與管理素質。當年漢高祖劉邦說他的才能絕對不及張良、蕭何與韓信,但他有遠見、有胸襟、有毅力、有將將之才,能使他們死心塌地追隨他,因此終能打敗項羽而得天下。愈有才華的人才愈難管,華為能有今天的成就,與任正非的個人修為與管理才能有直接的關係,若你聽過他當年如何對待華為的叛將,幾經轉折後又重新接納他歸隊,一起拼搏的故事,就知道他的胸襟和遠見。

面對打壓,他欣然以堅定的意志迎向逆境,更強調這對華為是一件好事,因為這會擠走華為的富貴病及潛藏的毒素,去蕪存菁。正是塞翁失馬,焉知非福?數年前,跟一位華為的技術總監談起,他很自信地說:當時他們的技術水平已超越了蘋果一年有多。也正因有這樣不屈不撓的企業精神,我深信華為的前途無量,華為品牌成為世界第一手機,指日可待!Mate 60 Pro的面世,正是這個轉捩點的徵兆!

作者認為,華為能有今天的成就,與任正非的個人修為與管理才能有直接的關係。(亞新社)
作者認為,華為能有今天的成就,與任正非的個人修為與管理才能有直接的關係。(亞新社)

香港教育制度需要改革

回顧香港的鵲起,主要是因為當年戰亂,匯聚了大量人才與資金,加上國際形勢有利,成就了東方之珠。當年的四小龍,台灣已凋謝,韓國亦正走下坡,香港經過「黑暴」與新冠疫情的洗禮,正面臨衰敗的命運,只有新加坡仍能一枝獨秀,在中美博弈的夾縫中左右逢源,更接收了大批香港的人才與財富。林鄭月娥當政時,正值香港最困難的時期,面對人才與資金大量流失,卻束手無策,坐以待斃,為禍至今,可謂「眾成其勢,一人堪毀」,這就是管治能力與視野的侷限。

當年美國的底特律市是最大的汽車業重鎮,因為管理不善,發生了一場大暴動,各大企業紛紛撤離,如今淪為貧民區。美國的三藩市,毒品與吸毒者氾濫,亦正在沉淪中。可見過去的成功,並不能保證未來的繁榮,如今的香港正面臨着相似的挑戰!過去港人的驕奢、利益集團的壟斷、貧富懸殊、人才凋零,若不高瞻遠矚、實事求是、深自檢討、團結互助、勤儉建港、重建競爭力,恐怕有一天真可能會步上述城市的後塵,居安思危,不可不察。相信沒有一個有良知的香港人,會願意見到這樣的景況。

正值香港政府全力設法去「搶人才」之際,不知是否亦有下功夫在選拔、挽留與培育現有的人才?歷史告訴我們,數千年來,多少才華橫溢的有識之士曾被浪費,權位多被自私自利、只懂讞媚上位的庸才與野心家所佔據,能真正選賢任能的朝代,並不多見,是以朝代的興衰,成為自然的規律。「搶來的人才」類似「僱傭兵」,並沒有歸屬感,一旦待遇與形勢不合意,就溜之大吉。這只是一種權宜之計,長遠來說,必須要培育自己的人才,這就牽涉到教育。十年樹木、百年樹人。經過黑暴的洗禮,香港的教育已證明千瘡百孔,否則絕不會培育出這麼多缺乏倫理道德修養、是非不分的年輕人。若不盡快改革,後患無窮!

中大有責任培育新一代精英

隨手沾來香港最近一個熱門話題。香港中文大學校董會正試圖進行改組,從本屬於校內的會議,發展到立法會討論,期間紛爭不斷。香港中文大學是香港最高學府之一,它的責任是為社會培育新一代的精英,肩負建設未來的重責,但在2019年動亂時期,卻淪為破壞社會安寧的基地,更被戲稱為「暴大」。中大也是我的母校之一,作為有良知的校友,能不痛心?任何一個機構,它的行為、業績、成敗與未來,跟管理層有着密切的關係。在中國歷史上,一個守城的長官,必須肩負全城安危,一旦失陷,當與之共存亡。

如今中文大學的段崇智校長,當年是用高薪厚祿從美國延聘回來的「人才」,雖然他在香港土生土長,但他很年輕就去了美國,如今對香港還有多少歸屬感,不禁令人懷疑。有傳言說他在接受香港中文大學校長職位時,同時亦保留美國的教席。接受年薪港幣750萬的公帑,理應義無反顧、盡心盡力為香港培育人才,為香港全體市民謀福祉。但回顧2019年黑暴時期,中大校內出現種種違法行為,校方不曾採取適當行動,導致日後社會發生連串的悲劇,領導層的失職,實難辭其咎。動亂過後,校董會與管理層從來沒有對公眾交代,為何中大會出現這些違背倫理道德的惡行?究竟是哪些人促成這個「社會運動」?誰應負責?這些現象的深層次問題在哪裏?應如何矯正?如何防止將來再發生的可能性?

如今立法會正討論中大校董會改組,段校長以私人理由缺席。而中大在黑暴過後,不單沒有深自檢討,洗心革面,糾正校風,更避過公開招聘的正式程序,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連任,難免被人質疑,可見中大校內管理的紊亂,甚至有私相授受的可能。也許年薪港幣750萬的權位,真的會令人不擇手段。管理是一門藝術,是個人修養與能力的表現,學術有成就的學者與教育工作者,不一定懂管理。作為學者,最重名聲,更重節操。

假若中大能聘到有如任正非的人才當校長,我深信中大絕對會有完全不同的表現和成就!可見得人的重要,也突顯香港教育界的病源,因為許多教育機構,皆由政府資助,而首長儼然「土皇帝」,不少校董會形同虛設,監管素質存疑。若不大事改革,確保善治,只會誤人子弟,禍延後代!如何能培育出優秀的市民、社會的棟樑?有立法會議員提出修改中大校董會的結構,這只是皮毛小事,已受到極大阻力,可見社會上潛藏着頑強的負能量和勢力,正腐蝕着香港未來的福祉。更令人擔心的,這可能並非只是個別的現象。

大學是最高學府,校長應是堂堂正正的大丈夫、道德的典範、人民景仰的對象,孟子提出的「大丈夫精神」正是給予管治者的忠告,也是平民百姓用來衡量權位者的標準:

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
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
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
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我們不能要求每個人都是「大丈夫」,但這種理想人格、操守與價值觀應該成為現代教育的一部分。孩子是社會未來的棟樑,他們的倫理道德、人際關係、對家庭、對國家的價值觀,將決定社稷的未來。沒有親情、沒有家國情懷的人,大多數只會自私自利,對群體有害無益。若要安居樂業、國泰民安,生活和諧,大家都有責任培育有家國情懷的孩子。其身不正則令不行,有國才有家,有家才能有自己,我們對家與國究竟有多少認識?能不令人深思香港這社會將來的路向?

註:本文為作者YouTube節目《屈基論》第62集內容:https://youtu.be/fzhXR79Wufg?si=8R-eHGyPdGc7kI0B

彭泓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