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上篇：荀子論「欲」——可轉化的人性）
荀子針對人性這種情況，從社會、政治的角度來思考對策。首先他認為人性中的生存欲求並無過錯，應予滿足，且應予持續的滿足；所以他強調的是「養欲」，而非「節欲」。但他的邏輯是：唯有「節欲」，方可「養欲」，因為自然和社會的物質資源是有限的。所以他要探討人類應以何種態度和方式運用資源，其中核心問題有兩方面：其一是如何處理好人與自然的關係，其一是如何利用自然資源來擴大社會資源，使社會成員之欲，各得其「養」。
讓我們看荀子對「天」——「自然」——和人事關係的看法：
天行有常，不為堯存，不爲桀亡。應之以治則吉，應之以亂則凶。彊本而節用，則天不能貧；養備而動時，則天不能病；修道而不貳，則天不能禍。故水旱不能使之飢渴，寒暑不能使之疾，祅怪不能使之凶。本荒而用侈，則天不能使之富；養略而動罕，則天不能使之全；倍（按：同「背」，違背也。）道而妄行，則天不能使之吉。故水旱未至而饑，寒暑未薄（按：薄，逼也。）而疾，枖怪未至而凶。受時與治世同，而殃禍與治世異，不可以怨天，其道然也。故明於天人之分，則可謂至人矣。
（〈天論篇〉頁306-308）
在荀子看來，「天」有運行的常規，卻不會隨人類社會的道德規範、判斷、意志而改變。一個社會或國家的禍福吉凶，決定不在「天」，而在「人」：看「人」怎樣理解、適應、利用「天」的運行規律。若能循道而行，便可充分運用「天」提供給我們的資源：
大天而思之，孰與物蓄而制之？從天而頌之，孰與制天命而用之？望時而待之，孰與應時而使之？因物而多之，孰與騁能而化之？思物而物之，孰與理物而勿失之也？願於物之所以生，孰與有物之所以成？故錯人而思天，則失萬物之情。
（同上篇頁317）
荀子認為與其把「天」看得尊大而思慕之，盼望它為我們提供更多資源，不如把它已提供的積蓄起來加以運用；與其把「天」當作神一般去服從、歌頌，不如掌握它運行的規律而後好好利用它；與其盼望物產豐盛的時候早日到來，不如在那個時候更適當地使用天的產物；與其希冀「天」提供更多的物質，不如發揮自己的能力去把「天」已提供的物質變得更多；與其渴望把更多物資據為己有，不如想辦法處理好這些物資使不會損失；與其寄望「天」生產更多物資，不如把已有的物資去發展成更多的產品。
他的結論是：一味倚賴「天賜」而疏忽了「人力」（「錯人而思天」），便會失去運用萬物的契機。荀子的這種理性思維，簡直進入了近代西方的啟蒙時代，而且沒有啟蒙思想家對「神」或「上帝」的顧忌或束縛。
先進的經濟觀
更難得的是，在政治經濟的思考上，荀子除了重視農業，還提出分工合作的效率性，強調生產、開發的永續性及低關稅、市場開放和物資交流的互惠性等近代觀念：
王者之等賦、政事、財萬物，所以養萬民也。田野什一，關市幾而不征；山林澤梁以時禁發而不稅，相地而衰政（按：「政」通「征」/「徵」）。流通財物粟米，無有滯留，使相歸移也。四海之內若一家，故近者不隱其能，遠者不疾其勞……北海則有走馬吠犬焉，然而中國得而畜使之；南海有羽翮、齒革、曾青、丹干焉，然而中國得而財之；東海有紫、綌、魚、鹽，然而中國得而衣食之；西海有皮革、文旄焉，然而中國得而用之。故澤人足乎木，山人足乎魚，農夫不斲削、不陶冶而足械用，工賈不耕田而足菽粟……以類行雜，以一行萬，始則終，終則始，若環之無端也，舍是而天下以衰矣。
（〈王制篇〉頁160-163）
何等宏大的政經視野，這不是「全球化」、而且是具有環保意識的「全球化」觀念嗎？其光輝雖在今日，依然十分明亮、輝煌！
（封面圖片：Flickr／Creative Commons／David DeHetr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