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可能都有經驗，自己講話時聽到的聲音，和錄音機重播的聲音是有分別的。因為講話時，大腦會受骨骼和組織傳來的震動影響，所以接收到的聲音和旁人接收到的聲音會有差異。什麼才是真的呢？是別人接收到的，抑或自己接收到的？
同樣，名人傳記如果不是由主角本身執筆或委託，出版之後，往往出現主角和作者不同意見。為免爭端，很多傳記都會等到當事人過世後才出版， 縱使蓋棺不一定有定論。每個人怎樣看自己和別人看自己，永遠有差異。
《給十九歲的我》榮獲第41屆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電影，令這部極具爭議性的電影再次成為城中熱話。這套「紀錄片」的緣起是製作團隊要求30多個中一學生寫信給未來19歲的自己，導演張婉婷審閱了這些作品，按他們的可塑性，選出6名主角，記錄他們在英華遷校時發生的故事。影片拍攝期長達10年，攝了30萬小時的毛片，導演用了3年時間，最後輯成136分鐘的電影。一個10歲出頭的初中生，往後的10年是他人生多變經歷高高低低的階段，回頭看，又怎會沒有夾雜了一絲絲的悔意呢？6名學生中有2名堅決反對電影公映，大家應該可以體諒。
社會愈文明 應愈尊重私隱
《給十九歲的我》被稱為紀錄片，為電影種下禍根。既稱是紀錄片，便要紀錄「真相」，但負責剪裁和旁白的張導演，為了營造電影感，很自然便為將心裏面的故事，透過剪裁而表達出來。片段當然是真人真事，但片段堆砌出來的形象又會否被當事人接受呢？這世上又有沒有絕對客觀的記錄片呢？還要對象是人而不是動物或天氣。
社會愈文明，對私隱便應該愈尊重。張導演犯的錯，是將藝術野心凌駕於尊重別人私隱上。她是犯了一個藝術家常犯的錯誤，便是作品大於天，結果遭受輿論斥責，最後亦被迫取消公映，她是付出了代價的。至於電影是否去年的最佳電影，筆者無緣觀看，所以沒有資格投我的一票。
世上很多事情，你以為法律、道德和角色站在自己一方，事情發展會受自己控制；校方以為可以控制得了紀錄片的製作，結果出了亂子；張婉婷以為可以控制得了觀眾和主角的反應，結果失控；同學們以為可以控制得了自己在影片中的形象，結果大出所料；如果影片本身有生命，它也控制不了是否獲獎，和將來是否有機會公映。
原刊於《明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