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原堂的築夢藍圖

 

入職港大之後，我就開始構建一所理想宿舍的藍圖：（一）恰當的學生比例 （性別、院系、年級等）；（二）學生的背景和興趣盡可能多樣化；（三）宿舍有濃厚的學術氣氛和多姿多彩的課外活動；（四） 宿生態度開放，人際關係和諧。11年來，我一直朝着這方向努力。

 

 

 

陳鑛安和黃兆傑是明原堂的首任高級導師。當時兆傑跟我已有20年交情，所以什麼事情都找他商量。明原堂的對聯是通過他請羅慷烈先生寫的。我十分喜歡這副對聯，它既寫出了宿舍眼前風光，也道盡了眾生心中願景：

 

 

當時，大學的宿生仍然要每晚簽到，在外留宿要預早申請，午夜之後回宿舍要說明理由。每晚九時許，管房工友會拿着簽名簿到同學房間請他們簽到，簽到簿十時後放在宿舍進口，由門房看管。當時不在房內的可於事後補簽，但須注明時間。同學一般都不喜歡這一套。我也不喜歡，但因為其他宿舍都這樣做，而自己又是「新丁」，只好忍受一下，暫且蕭規曹隨，沿用這套不合時宜的制度。過不了兩年，我便把它取消了。

 

聖誕節、復活節和炎夏這三個長假期，在宿舍留宿是要另外繳費的。宿舍開辦初期，有一天，一位家在新界、環境欠佳的宿生來見我，問我可否讓他免費在宿舍住兩個星期，以便為學生會辦一點事。我躊躇了一會兒，說：「讓我想個辦法吧。」想起施玉麒和郭慎墀兩位校長的處事方法，我決定替他把宿費付了。此事只有協助我的文書梁世鈞知道。希望那位同學沒有誤會我濫用了職權，「隻眼開隻眼閉地」讓他「偷住」。

 

我在大學堂宿舍當導師時，間中會有宿生招待同學或朋友留宿，但這情況很不常見。相隔不過兩三年，當上明原堂舍監後不久，便發覺已經時移世易，「屈蛇」在宿舍早就成了常態。70年代之後，這現象更趨普遍。我認為，如果有實際需要而又不妨礙他人生活，招呼客人留宿是可以的，在某些情況下甚至是應該鼓勵的。因此，我在1973年暑假過後，就跟宿生會商量，推出一項計劃：容許宿生招待非宿生會員留宿，頭九次免費，以後跟非會員一樣，每次一元。經過一段時期的試驗之後，從1976—77年度起，我們把它修訂為頭六次免費，以後每次三元。在七十年代中期，宿生會為了加強同學之間的交流，更經常安排外地及本港其他大學的學生集體在明原堂留宿。

 

 

兆傑離職後，接替的是楊健明。健明也是大學同學，遲我一年入學，念物理。我們很合得來，可惜他只做了一年便過檔大學堂宿舍，等待接任舍監職務。鑛安也同時走了，換來兩位我素未謀面的同事。一位是數學系的陳載澧，另一位是化學系的吳清輝。他們兩人都是非常盡忠職守、關心學生的導師，很受學生的愛戴。他們擔任高級導師的時候，我們合作無間。我離港期間，載澧代我做了一年舍監。那是非常關鍵的一年。後來，我們合作寫了一篇討論舍監和導師職責的文章，發表於澳洲墨爾本大學的學報。陳、吳二人離開明原堂後，輪流擔任康寧堂的舍監。

 

明原堂最初十年的高級導師，後來差不多都成了香港高等教育界響噹噹的人物：陳鑛安（1969年1月—1971年7月）是港大動物系講座教授；黃兆傑 （1969年1月—1970年7月） 是港大中文系翻譯教授；楊健明（1970—71）是港大專業進修學院院長；陳載澧（1971—74；中間一年任代舍監）是港大通識教育主任；吳清輝（1971—73）是浸會大學校長；陳坤耀（1972—73）是嶺南大學校長；陳劉潔貞（1973—75）是港大歷史系講座教授兼系主任；林健（1974—75）是浸會大學財務及決策學系講座教授兼系主任；黃紹倫（1975—78）是港大副校長；周白菡（1975—77）是中大解剖學系教授；陳和晏（1977—79或稍遲）是港大電機工程系教授。至於接替黃紹倫的陳玉蘭 （1978—79），乃學生事務處屬下的輔導員，沒有教學任務，但學生事務主任 Peter Whyte 妄顧大學的傳統，刻意安排她來明原堂當高級導師。按照當初的設計，高級導師應該是大學的全職教師。我離職後，她更獲委任為明原堂舍監。聽說她不久便因為結婚而離開宿舍，後來更辭去了港大的職務。

 

寫到這裡，我想起了一件往事。1970年代中，中大一位叫鄭廣桓的畢業生來電，約我到他當導師的宿舍（知行樓），跟他的舍監見面。舍監叫余允文，是新亞書院一位初級行政人員。當年中大的舍監基本上只是一名管理員，一切都按照上司的意旨行事。此外，宿生會既無權力，也乏財力，每年收到的會費非常有限，支付電視機租金及報紙費之後便所餘無幾了。在此情況下，宿舍怎會有生氣？我提了一些意見，希望余先生會向上級反映。事後廣桓告訴我，余先生有心無力，他的說話沒有人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