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央果斷出手，頒布和實施《香港國家安全法》後，香港的「非愛國」反對派組織比如支聯會、民間人權陣線、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香港職工盟、香港眾志、《蘋果日報》等相繼倒閉。不少頭面人物比如黎智英等被逮捕、起訴和定罪。
中央並徹底改革了香港的選舉制度，杜絕了非愛國人士參與香港各項選舉的可能性，他們也因而從此失去了進入香港的管治架構的機會。最近，非愛國反對派的兩大政黨都處於相當艱難的境地。公民黨無奈進入解散程式，而人才凋零、無心戀戰和方向迷失的民主黨看來最後也難逃覆亡的命運。
簡單而言，非愛國反對派包括那些不信任和不接受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共產黨、香港特區政府、中央對一國兩制的定義和基本法所規定的特區政治體制的組織和人士。他們把香港特區視為獨立政治實體，並希望通過在香港建立西方式的民主政體來奪取香港特區的管治權力。今天，由於非愛國反對派的最終衰敗已經成為難以逆轉的事實，我們可以有信心對非愛國反對派的由盛而衰的必然過程作一個「蓋棺論述」。
由盛而衰的非愛國反對派
其實，從一開始，非愛國反對派所選擇的發展路徑，已經注定了他們必然敗亡的命運。縱然他們當中有人起初或後來意識到這樣的最終結果，他們也沒有辦法和時間改變這個宿命。不過，在1980年代初香港前途問題出現後直到最近這段時間內，由於一些對他們有利的條件的出現，非愛國反對派得以在香港政壇叱吒一時，並運用其雄厚的政治能量在香港挑起一波又一波的政治鬥爭，對一國兩制的實踐、香港的穩定、香港的國際聲譽和特區的管治都造成了嚴重的破壞，更讓「愛國者治港」成為鏡花水月。
非愛國反對派的迅速冒起，原因是他們在香港前途問題出現後。選擇了一條對自己「即時」有利，而且又切合他們的反共和親西方政治理念的發展路徑。無論他們是否接受香港回歸中國的事實，他們都把香港回歸當作一個對自身發展而言黃金的政治機會。他們利用不少香港人反共和恐共的心理以及對香港未來的擔憂，標榜自己是敢於與中國共產黨鬥爭和為香港人爭取利益的政治勢力，並無所不用其極地不斷激化香港人與中國共產黨的矛盾。
這個反共的政治定位既代表了非愛國反對派的政治信念，在當時的歷史環境下也是頗為「理性」、「聰明」和帶有濃烈機會主義心態的策略選擇。這個選擇讓非愛國反對派得以快速地贏取到大部分香港人的認同和支援，讓他們可以在立法會和區議會的地區選舉中取得驕人成績，堂而皇之進入管治架構，並藉助他們在管治架構內的存在進一步增值政治能量。然而，這條反共路徑一旦確立，而在確立後又難以改變，非愛國反對派便走上了一條不歸路。
日後就算香港的政治環境發生改變，他們的反共立場也不能改變，否則便是對自己的政治信念和支援者尤其是核心支援者的背叛。如果他們的反共立場改變、軟化或動搖，非愛國反對派將難以避免走向分崩離析和徹底衰亡。這種一早已經定下來並只能「義無反顧」地愈走愈遠的反共路線，因此使得非愛國反對派在策略上極為殭化，難以通過改變或調整政治立場來適應政治環境的轉變。
策略僵化 難以適應政治氣候轉變
這條反共路線一早確立，讓非愛國反對派失去了利用香港積存已久並愈趨惡化的各種深層次經濟、社會和民生矛盾來主導公共議程和爭取群眾支援。幾乎所有非愛國反對派都是西方式民主的信徒。他們更相信政制改革可以讓他們取得政治權力來抵禦或抗拒日後來自中國共產黨對香港特區事務的「干預」，甚至把香港最終變成一個獨立政治實體。
香港不少人特別是中產階層人士對民主都有着不同程度的嚮往，因此「民主抗共」這個虛妄的觀點在當時瀰漫着恐共情緒的香港社會有不少的迷惑性和號召力。在這個情況下，反共路線和民主抗共的意圖很自然地「決定了」他們要把政制改革作為非愛國反對派的共同政治綱領目標、自我團結的工具和動員群眾的首要手段。在爭取政制改革的旗幟下，對各種深層次矛盾有不同觀點和立場的人，尤其是中產階層的專業人士和知識份子，都可以在政治上「團結」起來。然而，一旦政制改革議題不再存在或失去動員能力，非愛國反對派也就沒有可能反過來利用經濟、社會和民生深層次矛盾來維持其內部凝聚力和重新動員群眾，從而逃過敗亡的命運。
從一開始，這條反共路線也必然會把非愛國反對派推向與外部勢力特別是英美勢力勾結的歪路。回歸前，非愛國反對派的反共立場讓他們得到英國人的青睞。為了在撤出香港之前抗拒來至中國政府對香港事務的「干預」並在撤出後在香港特區安插親英和親西方勢力，英國人在撤出香港前積極和大力扶植非愛國反對派，尤其通過代議政制改革和有計劃的政治任命，讓他們得以進入「殖民地」的管治架構來接受「鍛鍊」和增值政治資本。
美國勢力對非愛國反對派的重視和幫扶在回歸後不斷增加。近十多年來，美國不斷渲染「中國威脅論」和升級對中國崛起的遏制，對非愛國反對派更加大力度拉攏和幫扶。為了強化其政治能量和得到政治「保護」，本質上已經親西方和相信中國共產黨因為忌憚西方勢力而不敢對他們「動手」的非愛國反對派，亦樂於成為西方勢力的附庸和棋子，更冀望在西方勢力的支援下能夠取得香港特區的管治權。作為「投桃報李」，他們甚至愈來愈不惜與西方勢力聯手，從事危害香港穩定和國家安全的勾當。
美國拉攏反對派 危害香港穩定和國家安全
非愛國反對派一開始便走上了反共、反華、政制改革掛帥和勾結西方勢力的不歸路。這條道路讓他們在一段頗長的歷史時刻迅速壯大和產生巨大的破壞力。不過，這條路徑的成敗，歸根究柢在於中國共產黨是否對他們忍讓與包容、香港人對他們的信任和支援與西方勢力對他們的庇護和説明，其中第一個因素尤其關鍵。
從客觀的政治規律來說，由於他們執着於政治理念的「純潔性」和「道德性」，非愛國反對派的發展路徑必然會在他們的內部產生愈來愈激烈的內部競爭、爭鬥和分化而愈趨激進化，而新加入的年輕成員的政治理念和行為亦會更趨於偏激和好鬥，結果是使得非愛國反對派的反共、反華和政制改革的立場愈來愈極端和僵硬，而他們的行動也會愈來愈暴力化。為了防止中央對他們動手，他們更需要依靠西方勢力的支持和保護。然而，當非愛國反對派和西方勢力的合力已經構成對香港一國兩制和國家安全的致命威脅的時候，中央便不能不果斷和強力出手、制定和實施香港國家安全法來扭轉局面，對非愛國反對派予以迎頭痛擊，並一舉而擊潰他們。
非愛國反對派和西方勢力在2019至2020年聯手策動的血腥暴亂，讓不少原來對他們有幻想的香港人幡然醒悟、不再甘心受到他們的煽惑，從而讓他們的群眾基礎大幅崩塌。中央對香港選舉制度的徹底改革，在未來一段頗長時間把政制改革從香港的公共議程中移除，非愛國反對派再難利用政制改革議題進行政治動員。由於非愛國反對派已經被驅逐出香港的管治架構，他們也就愈來愈難以籌募足夠的資源和人才來維持運作。
更為重要的是，西方勢力根本沒有能力和意圖在香港問題上於中國抗衡，沒有力量改變中國政府在香港撥亂反正的決心，不願意為了非愛國反對派而付出重大代價，甚至會把他們視為「棄子」。愈來愈多香港人包括部分非愛國反對派人士清楚看到西方勢力的虛僞、險惡、不可靠和不可信和它們與非愛國反對派的密切勾連，從而對非愛國反對派更為不滿和反感。
總言之，非愛國反對派的興盛源於一個特殊，但難以持久的歷史時刻的出現，當這個歷史時刻不復存在，他們的衰敗也是必然的事。事實上，非愛國反對派以為他們在香港回歸祖國後，仍然可以長期用反共和反華策略來壯大和奪取權力，這本身就是一個嚴重錯誤的認知。因此，我們也可以簡單地說在香港回歸一個由中國共產黨領導並愈來愈富強的國家後，非愛國反對派的衰敗應該是一個早已注定的結果。
回歸以來，非愛國反對派的驕橫跋扈嚴重妨礙了愛國力量的建設，令「愛國者治港」難以全面實現，更是香港長時期陷入動蕩不安、管治艱難和發展發力的罪魁禍首。他們的最終衰敗，開啟了在「愛國者治港」下香港繁榮穩定和良政善治的新篇章，也為一國兩制行穩致遠奠定了牢固的基礎。
原刊於橙新聞，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