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父是個知識分子,曾在國內擔任中、小學教師多年,並在鄉間創辦義校,教育清貧學子。他在1949年到香港工作,經常閱讀王道先生主編的《人生》雜誌,非常崇敬錢穆、唐君毅、牟宗三、徐復觀等學者。
家父原來希望我入讀哲社、歷史或中文系,但是我卻入讀外文系 (後改名 英語文學系)。這不是家父改變了對錢唐牟諸先生的崇敬,而是他在1950年前去秘魯發展商貿,有意要我過去幫忙,並且開始為我辦理入境手續。在等待證件期間,家父認為我多學點外文,特別是西班牙文,成為當務之急。新亞開學後才發現,外文系根本沒有西班牙文的課程, 只有英文課程。但是,我們都沒有後悔。家父認為我能夠沾沐錢唐牟諸先生的春風化雨,同時多學點英文也是有用的,更何況辦理秘魯入境手續需時,因此就讓我安心讀下去。
將勤補拙苦學英語
其實,我是沒有資格選擇英語文學為主修的。外文系的同學,很多是英文中學出身的,有的畢業於喇沙、聖保羅、庇利羅士、瑪利諾修院學校等名校,是典型的香港「番書仔、番書女」。有些同學開摩托車上學,周末去郊外 BBQ,打扮時尚,在新亞樸實保守的氛圍中,外文系同學顯得格外洋氣風發。而我是個典型的「大陸仔」;在廣州知用中學讀初中時,由於「中蘇友好」,唯一的外語是俄文,不是英語。來港升讀初中三年級,仍然抗拒學習英語。結果在英語讀本、英語作文、語法等科目,全都不及格。幸虧其他各科成績都十分優異,使我如期初中畢業。1957年暑期,為了減輕家長的經濟負擔,我決心考入美國天主教會為清貧學生而設的瑪利諾神父教會學校,才開始發憤學習英語。由此算來,成為新亞外文系主修生之前,我這個「大陸仔」只認真學了三年的英語。
當我修讀外文系的英詩、英國小說、莎士比亞、比較文學專題研究等課程,自然感到非常吃力。成績平平是意料中事,甚至成為某些老師心目中的問題學生。但是我從未想過放棄或轉系。功課壓力愈大,我愈是感到英語實在是太美妙的語言,人類的六欲七情和萬般複雜的思緒,都能用英語表述無遺。我特別欣賞西方十八世紀以來的文學理論和小說。用心閱讀西方文學代表作之後,我驚訝地認識西方文化的富饒和博厚,可與中國傳統文化相映成趣。因此,在外文系最初兩年,我總是內疚、激動交加,怨恨自己不早點學習英語,對於西方文化社會,感到相逢恨晚。
新亞英語演講比賽第二名
1962年暑期,機遇來了。由於輔導處林福孫牧師的推薦,我參加了在香港舉行的青年會國際大學生夏令營,有機會與來自美國12位大學生,一同生活和研討國際問題達40餘天,使我有機會體驗美國式生活,了解美國人的思維方式及基督教的價值觀,更使我英語能力大大提高。1963年春季,我參加新亞書院英語演講比賽,僥倖獲得第二名,使平時看不起我的外文系師友大惑不解。
我這個「大陸仔」獲得這項殊榮之後,愈發對西方文學和哲學產生強烈的興趣。與此同時,英文課程愈是深入,受到外文系老師啟迪愈深,我又愈是驚訝東西方文化都何其博大精深,欽佩新亞校歌頌詠 「東海西海南海北海有聖人」的事實。於是我 漸漸地不自量力,開始思考東西文化比較、交流、融匯貫通等問題。就在外文系老師的直接間接影響下,我開始摸索自己將來事業的大方向,立志從事學術研究,打算將來立足於高等教育界。
圖片:作者提供
香港中大情緣點滴之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