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劉香成這位國際聞名的攝影記者做專訪，緣起他的新書《世界不是這樣的》，去到劉香成位於跑馬地的寓所，他卻強調不想「炒冷飯」。自言「在香港受三分之一教育」的劉香成，不客氣批評港人思想因循保守，呼籲港人要對劇變中的神州大地的人和事感興趣，同時要進行教育改革，糾正偏見，否則，參與大灣區建設便無從談起。
劉香成用攝影作品說故事，有人說是他是受了文字的影響，他說「不是文字影響攝影，是思想。但沒有文字，思想亦運轉不了。如果你是操多種語言的，人家會問你用什麼文字來作夢？所有思想在思考的過程中，都要靠文字才能成形，因此，我一向都很重視同文字記者的互動交流」。
香港的攝影愛好者彷彿比較受畫意風格的影響，老一輩攝影家如陳復禮、黃貴權等，他們的攝影作品如詩如畫，與劉香成注重時事性和人物表情的作品似乎風格迥異？
攝影要講述人的故事
劉香成解釋：「東西方的攝影風格圍繞着兩個傳統，在中國，水墨畫和書法的傳統根深柢固，時間很長久，這對現代中國繪畫和攝影的影響很大，因為這種水墨畫的傳統，古代文人是用繪畫來表達一種哲學的意境、人與自然的關係。這個傳統在西方並不存在，西方的繪畫很早就在教堂開始有prospective（透視）的概念；中國水墨畫則是平面的，這會影響到攝影師如何觀察周遭的環境，並反映到攝影上來。例如中國攝影師很喜歡用廣角鏡，因為可以包含許多自然生態的信息；西方攝影則比較重視人，人的故事、人的表情、人的姿態，通過人的肢體語言、面部語言和身體語言，來表達對環境的心態反應。從歷史人文方面看，西方亦重視圍繞人作核心講故事，從這方面看，中國傳統文化中的人，經常可以超脫自己的環境，更重視不脫離與自然的關係。」
他續說，「因此我覺得西方自《聖經》開始，就是講述人的故事，很多故事都是形容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所以我覺得教育非常重要。我在美國上大學時，有幸遇上我的恩師Gjon Mili（1904-1984），他是美國《生活》（Life）雜誌的攝影師。亨利 ‧盧斯（Henry Luce，1898-1967）當年買下了原來經營不善的《生活》雜誌，重新出發」。
劉香成指出，當時許多歐洲攝影師都受到西方繪畫傳統的影響，而這方面的影響，又與西方文學、哲學緊密相關。攝影術發明後，一直逼迫油畫作出改變，因此油畫的現代主義、後現代主義（Postmodernism）都是被攝影迫着改變的。畫家們發現，像米開朗基羅（Michelangelo，1475-1564）的那類教堂壁畫，無論他們怎樣畫，真實程度都比不上攝影師的作品能夠表現的畫面。
「用攝影、用畫面來說故事，也是由歐洲開始。由柏林的畫報，到巴黎的畫報，到倫敦的畫報等等，由於1940年代初的德國納粹黨在政治方面的影響，以及排斥猶太人的政策，許多知識份子精英都移民到了美國。亨利 ‧盧斯深具直覺，他依靠這群攝影師來創造一本新的畫報，用攝影來形容人與人的關係、有權者和無權者的關係、富有者和貧困者的關係」。
除了《生活》雜誌外，亨利 ‧盧斯還創辦了《時代》周刊和《財富》雜誌，奠定了世界性傳媒巨頭的地位。
布列松也有「非決定性的瞬間」
記者問，西方攝影是否深受法國攝影家布列松（Henri Cartier-Bresson，1908-2008）提出的「決定性的瞬間」（The decisive moment）影響？
劉香成認為，影響西方攝影的概念不止一種，文化的、人文的都有，Humanism （人文主義）以人為主，圍繞着對人的關懷。布列松有「決定性的瞬間」，15年前，巴黎龐比度中心有一個展覽，卻指出布列松的攝影，有很多在「非決定性的瞬間」完成。「我的恩師Gjon Mili跟布列松也是很熟的朋友，其實所有攝影師的體驗都是多樣化的，沒有那麼教條，不能將之看得那麼僵化」。
他續說：「對我個人來說，看待新中國的事和物，都是從人性出發。我在福州上小學到3年級，1960年回港，因為國內當時經歷『三年自然災害』……今時今日，我對香港的思考。香港對我來說，是三分之一時間在這裏受教育──我三分之一時間在中國受社會主義教育；三分之一時間在香港受英國殖民地教育，而三分之一則在美國受教育──後來我在印度工作，負責整個南亞的攝影工作有5年時間。英國人管治印度300多年，遠比管治香港的時間要長，因此英國人在印度的經驗，對於香港是一種延伸，即是說，他們管治海外殖民地的理念、方式和方法，在香港就是一種延伸。」
賽珍珠理解中國人務實精神
「對我來說，我的報道，我的攝影，毛澤東以後的中國是最重要的一段體驗，這種體驗一直延續到今日，但如何理解1949年（共產黨）創造一個新的社會和環境？我跟許多西方記者談到，如果你不理解中國人那種務實精神和做人態度後面的原因，你很難理解中國人。要理解中國人務實的精神，可以讀一讀美國作家賽珍珠（Pearl Buck，1892 – 1973）的作品」。
他拿出一本書，「這本是Hilary Spurling在2010年寫的賽珍珠傳記Pearl Buck in China: Journey to The Good Earth（中譯本《賽珍珠在中國》，重慶出版社），你會發現，作者筆下的蘇北（江蘇北部）和安徽，賽珍珠的父親賽兆祥（Absalom Sydenstricker，美南長老會傳教士，1852—1931）站在農村小小的馬路上，傳教十年，以他自己的話來說，大約只有10個人接受他，而這10人當中，多是來拿救濟品的。他們對賽兆祥所傳的福音，也是半信半疑。這本傳記寫當時農村生活的貧困，如果你不了解中國的情況，是很難明白的。賽珍珠本人是先會說中文，再會說英文，她跟林語堂、胡適和魯迅是朋友。她後來幫助林語堂在紐約出版《吾國與吾民》並為之作序。賽珍珠當年也曾遊説美國國會廢除《排華法案》」。
「我說這些，是想說香港目前發生的事情，跟英國人的教育政策很有關係。在印度時，我遇到的英國人跟我說，我們有兩件事是不會在殖民地做的，一是建設博物館；二是興建劇院，認為博物館和話劇，都是鼓勵殖民地人民去尋求自己的身份及所存在社會的歷史和文化。香港設立人文方面的博物館，也是很晚近的事情。」
港人「抗拒大陸」與港英教育有關
他質疑，「為什麼香港人對大陸那麼沒興趣呢」？「香港年輕人對大陸似乎有一種『恐懼』，It’s driven by fear。但恐懼不是一種策略，It’s not a strategy in life。從2014年佔中、2019年反修例示威，香港的傳媒和出版界很少去關心和研究1967年的左派暴動。為什麼我覺得這個問題重要？因為最近有個北京大學畢業、後來做到Armani大中華區負責人的法國人告訴我，北非國家如阿爾及利亞、摩洛哥、突尼斯的人，一旦移民，對自己國家的歷史便興趣厥如。他甚至有親戚在中東的巴勒斯坦，當地的親戚一直反對以色列，甚至令他與親戚很難有共同語言。」
「我覺得這情況跟香港有一點類似，甚至去到美國的愛爾蘭人、去到美國的（意大利）西西里人，都有這種情況。一個人對於原來居住的地方感到失望，甚至攞命搏偷渡過境，來到香港。他跟英國人的教育會產生『化學反應』，這個影響直至今天，甚至會傳給第二代、第三代；『偷渡客』傳到第二代時中國尚未崛起，『香港人』的身份尚且有種優越感；今天中國崛起，這些『香港人』又抱怨為什麼香港的金融工作都給『大陸人』搶了去？」
「可是你想想，在海外名校留學的大陸學生，都是很優秀的，如果他們回到大陸或香港工作，作為投資銀行，需要人員到內地工作，要不要請一些普通話和英文流利，人脈關係遠超香港同樣學歷的留學生？因為港式教育下的人們，視野狹窄，沒有長遠的眼光，換言之，香港人的競爭力已經不如內地人。目前在美國加州的矽谷，有20000名清華大學畢業的電子工程師呢！」
何故眼中只有黃山雲海？
回到攝影，他批評香港一些攝影師往往只喜歡拍攝黃山一類的風景作品，鏡頭下很少關心內地的社會民生。「把自己放在大自然中，這對攝影者不是最適合的。」他舉例說：「我拍到鄧小平和哈默（美國西方石油公司董事長）的眼光，他們的性格會表現出來，這方面，鏡頭做得比畫家要好。」
他感到可惜的是，香港人距離神州大地那麼近，卻顯得那麼興趣缺缺；有興趣的，卻又回到傳統水墨畫的意境，對人不感興趣。這種不合邏輯的現象，很值得思考。
青少年應養成不偏聽不偏信習慣
作為攝影記者，劉香成能夠滿世界跑，聆聽很多人的觀點，然後自己過濾。他認為在傳媒公信力備受質疑的今天，養成不偏聽不偏信的習慣，對青少年成長十分重要。
劉香成自言，內地人、外國人和香港人都說喜歡他的攝影作品，他們說「很有趣味」。他舉例說，1982年，中英就香港前途問題談判，香港傳媒都派最資深的記者到北京採訪，「我跟他們聊起來便覺得大吃一驚，他們認為中英談判打的牌都在英國人手上。我說，作為記者、編輯，對香港最重要的時事分析，若站在歷史錯誤的一邊，就會造成一些不好的後果，而這些後果的影響一直延續到今天」。
他慨歎香港人的保守，是教育出了問題。「你對前途沒有信心，是你的知識結構出了問題。正如何時按下快門，是攝影者的知識結構決定的一樣」。所以，他認為，香港的教育改革，是迫在眉睫、刻不容緩的事。「每次講到這事，香港人就會說，中共要來干預，這種想法是很危險的」。
劉香成指出，若是教師，思想結構仍然是「站在歷史錯誤的一邊」，試問香港如何參與大灣區建設？「對前途沒信心，便什麼也不做了嗎？」「大陸當初的經濟基礎比香港差得多，也願意改革開放，你認為他們是受了奴隸思想的影響嗎？」
不宜妄自菲薄 個人要創造機會
劉香成自言替傳媒大亨梅鐸工作了10年以上，梅鐸要改革《泰晤士報》，劉香成建議換掉《泰晤士報》的總編輯，因為新的總編輯會找來理念相同的副總編輯，同時也會招聘新的執行編輯。整個《泰晤士報》便會在這位總編輯的願景下工作。「現在常說香港的事情太複雜，轉不過來。美聯社是個3000人的隊伍，為什麼會把5個重要的分社給我打理？他們喜歡中國人？不，你要創造自己的機會！」
他又說：「我觀察中國大陸40多年，現在來了個習近平，他要改變整個中國，這比改變一個香港難得多了吧？所以我不贊同那種根深柢固的想法：There’s nothing I can do，而應該讓思想結構吸收新的知識，然後人與人會互相影響，這樣，社會便會有一股清新空氣。若說一個人做不了什麼，I am from Hong Kong, I made the move（我來自香港，我可是作出了改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