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接前文：〈從杜甫詩看中國文字的至高藝術〉
筆者在上一篇文稿談論杜甫詩文字的至高藝術，指出「欣賞杜詩，不應僅僅着眼於字、詞、句，應從整篇感受當中的情志事義」，而杜詩的「情志事義」，正是他被許為「詩史」、「詩聖」的真正原因。
經歷大唐由盛轉衰
杜甫經歷大唐帝國玄宗、肅宗、代宗3個王朝，他出生於玄宗剛即位的先天元年（712），卒於代宗大曆五年（770）。這58年正是唐帝國走向最繁盛，而又步向衰落的時候。度過這一段滄桑的歲月，杜甫以他生命的全副精神進行創作，流傳下來的1458首詩歌，組成一幅又一幅生動而寫實的畫卷，將「安史之亂」前後的親身經歷，通過詩的各種體裁敷寫出來；他的詩集，儼然成為一部記錄社會變動帶給各階層變化與痛苦的寫實著作，既可印證正史的記敘，也可補正史的不足。由此，我們稱杜甫是「詩史」，杜詩是「史詩」，也就不難理解。
談到「詩聖」，《說文解字》：「聖，通也。」杜甫在詩歌創作藝術的高度，雄視百代，後世詩人極少不受其影響。白居易讚揚杜詩貫穿今古，盡工盡善，元稹更指杜詩「上薄風騷，下該沈宋，言奪蘇李，氣吞曹劉，掩顏謝之孤高，雜徐庾之流麗，盡得古今之體勢，而兼人人之所獨專，詩人以來，未有如子美者」（《唐故工部員外郎杜君墓誌銘序》），可謂推崇備至。杜詩之「聖」在此。然而如果因杜詩之能集大成而稱「詩之聖」則可，尊杜甫為「詩聖」則不可。「詩聖」是含有「詩界中聖人」的含義的。杜甫被尊為「詩聖」，主要在於我們從杜詩中體悟出一位公忠體國、仁民愛物的人物形象。
蘇軾在《王定國詩集敘》中說：「古今詩人眾矣，而杜子美為首。豈非以其流落飢寒，終身不用而一飯未嘗忘君也歟？」杜甫一生落魄潦倒，歷盡坎坷，但他始終保持着儒家最推崇的仁者襟懷，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他公忠體國，關注社會現實，關懷民族命運，關心蒼生疾苦。「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北極朝廷終不改，西山寇盜莫相侵。」（《登樓》）「劍外忽傳收薊北，初聞涕淚滿衣裳。」（《聞官軍收河南河北》）「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自京赴奉先詠懷五百字》）「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茅屋為秋風所破歌》）杜詩中，處處表現詩人本於性情，以天下為己任的家國情懷，所以能引發不同時代讀者的共鳴，特別在中華民族遭到外患衝擊之時，杜詩竟成為無數仁人義士和愛國詩人的精神支柱。
仁愛之心 廣及蒼生
天地之間，人物並生，各得其性。杜甫的仁愛之心，由親愛家人、親友，推而廣之而及於天下蒼生，甚至於宇宙間的一切無情之物。「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春望》）「天風隨斷柳，客淚墮清笳。」（《遣懷》）「露從今夜白，月是故鄉明。」（《月夜憶舍弟》）「鴻雁幾時到，江湖秋水多。」（《天末懷李白》）「隨風潛入夜，潤物細無聲。」（《春夜喜雨》）「江山如有待，花柳更無私。」（《後遊》）「白魚困密網，黃鳥喧佳音。物微限通塞，惻隱仁者心。」（《過津口》）那些風雲月露草木蟲魚，在杜甫的筆下，都成了有情之物，而逗人可愛可親可愁可怨！
杜甫雖曾任官，總是屈居下僚，政治上無所作為，對當時的社會也沒有什麼豐功偉績，但他始終秉持儒家「仁者」的道德情操。我們看到的，就是在普通百姓中的一位沒有憑藉，卻能「超凡入聖」的人物；這位人物，用他畢生從事的詩歌創作，真實地反映出人格的偉大之處，光照古今與未來，成為中國人效法的典範。這點，正是我們認識「詩聖」的現代意義！
原刊於《大公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