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倍晉三遇刺身亡，震驚全球。兇手山上徹被捕後供稱，自己槍殺安倍是因為對於某個宗教團體的怨恨，繼而遷怒安倍，兩顆散彈子彈，就結束了這位日本前首相的生命。
安倍晉三是日本在位最長的首相，執政8年，活躍政壇近20年，是耳熟能詳，新聞上常常見到的國外政治人物。日本首相更替頻繁，當其他人早已面目模糊，安倍的面貌卻如此清晰。
從佛家的觀點看，一個人的去世就等於一個世界的寂滅。安倍才67歲，仍未古稀，是日本在世前首相中最年輕的，還有許多事情想做，還有相濡以沫的妻子需要陪伴，更有年近百歲的老母親需要照料，但就是這兩槍，令這個熟悉的面孔在世界上從此消失。
如此也令人反思暴力與極端主義的關係，更想起了曾經將暴力和極端行為予以浪漫化和合理化，或是鼓勵，或是默許，甚至推向道德高地的種種現象及論調。
從理論出發，容易流於無根之談，也會脫離實際。安倍被刺一事，反令我想起了清末民初，由激進青年革命黨人所主導的暗殺風潮，透過對此風潮的分析，也許能夠讓我們多些了解極端主義和青年人之間的複雜關係，找到背後所隱藏的諸般問題，予以更為深入的反思。
革命、無政府主義與暗殺風潮
政治暗殺，是清末至民國的一大社會風潮。根據統計，青年革命黨人先後組織了16個暗殺團體，策劃了70餘次暗殺，數以百計的革命黨人捲入了這場暗殺風潮，而殺手絕大多數都是20-30歲的青年知識分子。
如此風潮主要受兩大因素所影響，有承先啟後的關係。首先是革命潮流，辛亥革命前後，「革命」兩個字是中國最流行的詞語，激進青年對之尤其崇拜。謀刺朝廷外交大臣不遂而身死的吳樾在其《暗殺時代》中如此看待革命：
「我同志諸君，若欲驅除強胡，不得不革命；欲保存種族，不得不革命；欲去奴隸之籍，而為漢土之主人翁，不得不革命。革命！革命！予而聞之，而不禁口流涎沫矣。」
但在現實中，革命過程相當複雜，外有歷次武裝起義失敗，內有黨内意見紛紜，在理論和行動上，均乏共識，在社會上又暫未得到大多數人的理解和支持，令青年革命黨人陷入焦慮和迷茫。
此時從俄國傳來的無政府主義，給了這些少壯派革命黨人清晰無比的指引。
無政府主義於19世紀上半葉出現於歐洲，俄國的克魯泡特金（1842－1921）把「互助」當作人的本能和社會發展規律，認為強權和政府違反了人類本能。因而，打倒強權，消滅政府，建立一個「無命令、無權利、無服從、無制裁、絕對自由」的「無政府狀態」的社會，人類就能夠獲得自由，互助本能才能實現。
故此，無政府主義高舉極端個人主義和唯心主義之旗幟，反對一切權威、國家和政府，而罷工和暗殺則是對抗和消滅政府的唯一手段。如此激進思潮，加上大時代的革命氣氛，令清末的年輕人相當振奮，受到極大鼓舞。
革命黨人如此青睞暗殺手段，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他們對形勢的簡單分析，認為「清政府統治到了20世紀初期，已經好像一座破屋子，只要抽調裏面的一根木頭，或者倒挖一面牆角，就會整個塌下來。」
他們天真的認為清政府不堪一擊，只是一些食古不化、反動透頂的虜酋（滿清權貴和大臣）在妨礙進化，阻擋革命，只要除掉幾個反動人物，沉睡不醒的民眾就會如夢初醒，紛紛行動起來，共同傾覆清王朝。支持革命。故此，暗殺被視為革命的催化劑，是用最少的代價，達到最大的效果，甚至可以「保人類幸福，促社會進步。」
研究者認為，這也説明革命黨人無法發動群眾，又無力改變現狀。這就使得那些激進的青年知識份子，採取激烈的暗殺手段，以期引起連續震動。在此青年革命黨人褚民誼（後來成為汪偽政權要人）的説法很具有代表性：
「少數革命者，不符合大多數之承認之贊成，不能同聲相應傾覆政府也，又不忍視強權者魚肉平民阻礙進化也，則實行暗殺，以誅除一二人道之賊，使大多數人之迷夢驚醒，使一般之據強權者寒心。」
可以說，清末暗殺活動成因複雜，思想多元，更有簡陋和誤解之處，譬如對無政府主義的認識。而對於暗殺風潮評價不一，一般認為暗殺風潮只是武裝行動過渡階段的方法，其雖有引起民眾支持革命之效果，但是缺乏全盤規劃的刺殺行動，很容易打草驚蛇，引起清政府的注意，對武裝起義增加了困難。
故此，即使革命領袖孫中山有支持暗殺行動的言論，但是依然認為此乃權宜之計，不能本末倒置。
研究者也認為，「缺乏選擇和節制地進行暗殺行動，會衝淡革命的主要目標，降低標準，使革命黨人淪為一支組織渙散、宗派林立的暴力組織，從而在其思想上缺乏統一意志，在行動上缺乏統一計劃，甚至造成派別之爭，門戶之見，釀成自相殘殺的悲劇。」
當然，在這種風潮影響下，到了國民黨手上，就從為了民族前途，刺殺清朝權貴大臣，變成了暗殺政敵的手段，這也是當初這些青年革命黨人所預想不到的後果。
革命旗幟下的極端主義
民國暗殺事件的評論不一，非本文焦點。我們的焦點是在革命旗幟下，激進青年革命黨人選擇了極端暗殺手段後，所呈現出來的諸般心理特徵。
在論述心理特徵前，先要簡單理清3個概念及關係──激進、極端和革命。激進具有徹底否定和期待急劇變化的性質，極端主義則有為達目的，不計後果，具有不顧一切的毀滅性傾向，而這兩個觀念在革命土壤上，特別容易開花結果，而毫不猶豫地吃下去的，往往就是那些年輕人。
但要知道，革命這塊土壤無比複雜，其固然具有翻天覆地的魅力，但無法避免良莠不齊的破壞，以及強行提速下所帶來的未知風險。當然，革命集體行動所產生的非理性後果，在人類歷史上更是無比慘烈，代價巨大。
而這3者之關係相當密切，一脈相承，互為影響，這也是我們需要留意之處。
順帶一提，如何評價革命，於1967年往南美洲玻利維亞追隨哲·古華拉（Ernesto Guevara），親身參加過革命的法國思想家雷吉斯·德布雷（Régis Debray）的看法頗值得參考。
時隔半世紀，這位被認為很大程度上完成了哲·古華拉的游擊隊理論的老革命者，依然認同那種能夠保持人「活得帶勁」的革命精神，但卻不再相信革命所預期的激進效果，更對作為行動的革命相當保留。最後，他認為「今天的這個世界取代了革命的關鍵詞是民主。」
下文我們將探討在清末民初，這些使用極端手段進行革命的青年人的思路和觀念，也包括對因刺殺而登上政壇高峰的汪精衛之心理分析，希望有助我們更加了解極端主義之複雜本質，予以思考那些曾經發生在我們身邊，依然歷歷在目的現象和觀點。
極端主義 4-1
延伸閱讀：〈極端思維下的唯我獨尊及盲目排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