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底，宿生入住前夕，我就收到了校長的通函，要嚴禁舊生「玩新生」。這是一件很令人傷腦筋的事。盧迦堂有「散仔館」之稱、馬禮遜堂是著名「魔宮」，怎能禁止他們玩新生？馬禮遜堂前舍監就曾告訴我，新學年的頭一個月，他和導師每晚都巡視宿舍多次，防止舊生聚在一起玩新生，但成效不彰。
高壓手段無助於事
我深信，用行政手段和高壓方法是無法撲滅玩新生這風氣的。這樣做只會引起舊生的反感，甚至使問題進一步惡化。為此，我跟宿生會的幹事再三討論此事。我沒有禁止他們玩新生，只要求他們盡量做到「泥水匠造門」——過得自己過得人。迎新期間，我盡量爭取出席他們的「大檔」，同時又鼓勵所有同學都思考一下這玩意的成因和後果。熱衷於玩新生的同學可能因為舍監在座而略感不安，「玩」的程度因此而略為減輕。至於反對玩新生的同學，他們大都了解我的想法，明白我的處境和問題的複雜性，所以對我的處理方式都採取同情甚至支持的態度。對此，校長是不知情的。
自1969年1月開辦以來，經過不少新舊生的努力，明原堂「玩新生」的氣氛和行動，到同年10月，便都明顯地減弱了。以前是「玩派」一枝獨秀，現在「反派」開始壯大，逐漸取得了與前者分庭抗禮的地位。11月，我們「乘勝追擊」，開了一個研討會，深入探討「玩新生」的問題。研討會的題目是：「迎新——為什麼？怎樣搞？」出席的人數超過80，講者包括社會系講師韓榮德、明原堂高級導師黃兆傑、1969年畢業的舊生葉健民等。
玩新生風氣日漸衰落
往後兩年，隨着反對玩新生的人數愈來愈多，玩新生的風氣也日漸減弱了。但新生仍然規定要在迎新期間個別拜訪若干舊生，並取得他們的簽名。探訪是應該的，但為什麼要單方面？為什麼要簽名？有人提出了這樣的問題。由於有些新生在拜訪舊生時遭受無禮對待，個別比較敢作敢為的起來反抗了：他們有選擇地探訪，也不要舊生簽名。
到1971年9月底開課時，玩新生的制度已基本上已崩潰。可是，仍然有極少數同學不願意見到這情況的出現。於是，在迎新聚餐之夜，有人炮製了「淋尿」事件，分別在兩名新同學的房間撒了幾泡尿。我與當事人磋商之後，決定報警，而部份宿生也即時在宿舍到處張貼標語，聲討犯事同學，並致電報館，請記者前來採訪。當夜宿舍群情洶湧，擾攘至凌晨三、四點才靜下來。
事情鬧大了，校方於是委出一個四人小組，作深入調查。期間，我曾應邀作證。我說：這不是一樁玩新生事件，但與它有密切關係，中間夾雜了私人恩怨，也蘊含着報復意味。報復的心理源於在迎新期間受到了冷落和抵制，報復的對象是敢於用強硬和冷漠的態度對待他們的新生。這是舊制度作垂死掙扎的表現，是倒下去前的最後一擊。這意味着玩新生的風氣就快要在明原堂消失得無影無蹤了。
「新丁」舍監也被玩
1969年，初任舍監時，作為宿舍的「新丁」，我也曾兩度被「玩」，每次都關乎我的小汽車。那是一輛 Fiat 850，可說是當年香港最小型的汽車。意大利 Fiat 車廠早年出過比850更小型的600和500，但後二者此時基本上已絕跡市面。明原堂外面的停車場有六個車房，但都已分配給住在附近的教職員，管業處於是在宿舍入口旁邊給我劃出一個臨時露天車位。
1月底一個晚上，有宿生來電，請我出去看看我的汽車。原來它給人抬了起來，轉個90度，變成車頭向着牆、車尾靠近石級，前後各有15-20厘米的空間。盧迦翼和儀禮翼樓上的露台，以及地下的平台都有不少宿生在等待。我一聲不響，走進車廂，搖下右前方的玻璃，探頭出去，準備慢慢把車子「扭」出來。就在這時，忽然來了個傾盤「人造雨」，我只好重新搖上玻璃，耐心把車子弄出來、然後放回原來的位置。幸虧幾個回合就成功了，沒有出洋相。走出車廂時，聽到陣陣掌聲。
同年10月底一個早上，我才踏入辦事處，就有工友來報告，說我的汽車給抬到了盧迦翼地下的平台上。平台入口高出停車場地面三級。我視察過之後，便請工友替我找來兩塊床板，對着車輪斜放在石級上，作為「橋樑」，讓我慢慢把車子駛下來。宿生的第二道難題就此迎刃而解。當時好像沒有宿生在場，如果有也只是一兩個而已。
急需重新凝聚歸屬感
舊的制度快要消失了，新的制度應如何建立呢？這是一個急待解決的問題。因為在玩新生的風氣消失之際，如果沒有一套令人滿意的迎新活動來取代它的位置，使新生迅速對宿舍產生歸屬感，形成一種「宿舍精神」﹙Hall Spirit﹚，人們便會感到失落，宿舍便會變成一盤散沙。這樣，宿舍在各項舍際比賽裏便會一敗塗地，讓宿生在其他同學面前抬不起頭來。如果出現這情況，玩新生的風氣很可能會死灰復燃，甚至變本加厲。
為此，宿生會在1972年4月13日搞了一個題為「迎新——何去何從？」的研討會，探討未來的迎新路向。1973年9月8-9日，又在馬灣舉辦了一個「迎新研討營」，討論怎樣安排日後的迎新工作。這個營辦得很成功，大家都給予很高的評價。這兩項活動奠定了明原堂日後的迎新路向和方法，玩新生這陋習也從此絕跡於明原堂了。
（封面圖片：香港大學官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