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為美國風險投資溯源，本周自然要替中國大陸推本。就像捕鯨業乃灣區的先鋒，在神州，風投也有古代的存在模式，那就是大陸私募學者李曜等所指的晉商，尤其是由這十大商幫之首所主導的票號。
古中國（泛指直至清末前的各個朝代）是農業社會，金融或原始的商業銀行僅於較晚期才出現。儘管如此，自「大宋之顛」以降所帶來的商貿發展，對金融業倒也産生一定的需求，到19世紀的清朝，商業和金融總算能佔GDP約14%和3%，而農業就佔55%（劉逖，2009）。
山西銀行的代表
明清出現了多種金融機構的雛形，如典當（即今日的當鋪/抵押貸）、錢莊（小區貨幣兌換店）、印局（小額消費貸）和賬局（工商貸）等。這些原始形式的機構，是後來的、現被稱為「山西銀行」的前身，而山西銀行的代表，正正是票號。票號，是可收傳匯票（票）的機構（號），是《經濟學人》指在全球範圍內「最早的金融科技之一」。在清朝中後期，票號已成為金融巨擘，以至才有道光皇帝所賜的御牌「匯通天下」。
清朝盛世裏國內和國際貿易有長足發展，票號因此獲得豐厚的利潤；而後來各個戰事的賠償金，也推動對遠程資金的調動和兌換的巨大需求。整合史料，自1823年山西省平遙縣成立的第一家票號「日昇昌」始，全國約30個票號加總的收入，迅速坐大，從1840-50年間對比清廷稅賦收入的3%，擴大到該世紀末對比約三分之一。
再用今日的語言和單位來表達票號的年收入，並與當代的人均GDP對比。為此，得借助「國際元」和「購買力平價」等工具，把清朝的貨幣單位「両」，轉換為2018年經購買力平價調整的人民幣。於是，用2018年經調整的票號營業額，是平均的2.17億元人民幣，大約是今日的城鄉商業銀行的規模。再進一步對比，票號的平均年收入，約為當代人均收入的58646倍。
票號的風投DNA
之所以説票號是今日中國風投的祖先爺，是因為票號治理結構中的兩種特徵。具體來說，其「東夥合作制（僱主員工的合夥關係）」以及「頂身股制度」（內部持股制度），被視為是現代私募基金約定有限和普通合夥人的合夥制，以及和管理人的附帶權益的先驅。有學者更形容票號運用同股不同權的雛形，來繞過著名的「Jensen’s代理難題」。
另外，票號亦具有商人銀行及私募的投資行為特徵。票號在本業外，也涉足紡織、印刷和採礦業等外延發展的戰略投資，這些行業乃當代的高精尖產業，當中有控股投資、合資和少數股份投資。這都預示着現代私募股權喜歡的「追加投資」（bolt-on），並展示他們那買賣資產、而不是併購經營這種金融屬性。
然而，像捕鯨業這遠方的同行一樣，作為民間的金融創新，票號經受不起時代的考驗，抵禦不了清皇朝的衰落、辛亥革命後的動盪，以及外來銀行的進襲，於上世紀40年代，最後兩家票號下閘關門。
要看本土私募巨頭的風采，不得不等待半個世紀後的90年代末。
原刊於《明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