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英國殖民地時代的財政司郭伯偉所提出的「不干預政策」，自上世紀六十年代起一直被奉為香港經濟政策的核心價值，到今天已過了50年。這種今天看來極端自由放任（laissez-faire）的方針，一直被認為是香港經濟政策的金科玉律，而同時主導了香港政府體系內受訓練出來的政務官（AO）的思維和做事方式。
這種情況儘管於回歸之後，依然某種程度上影響着特區政府，在做出政策時的思維方法。
港府缺乏戰略觀點
儘管「不干預政策」於港英時代被奉為主要的決策依據，港英政府於1989年設立了中央政策組（CPU），目的是為港府三位主要官員研究複雜的政策問題（特別是那些涉及政府多個決策範圍的政策問題），分析各項可供選擇的方案，以及提出切實可行的對策。
自從香港回歸之後，CPU一直延續下來。我亦曾於董建華時代擔任了CPU的兼職成員，對它的運作有一點了解。嚴格上，CPU（起碼我在任的時候）工作主要在幾方面：第一，通過成員們吸收社會對香港政府的某些政策的反應；第二，讓各政策局局級官員在推出新政策之前，來進行預演，聽取成員的回饋；以及第三，定時進行民意調查，對香港人對政府方面的意見進行調查和分析。
感覺上，儘管有了CPU的存在，香港特區政府在主要的大戰略和大觀點方面依然缺乏；起碼從外界來看，不是很清楚。而香港儘管回歸之後經歷了幾位特首，他們之間對戰略的認知和執行有相當大的差異，從最本質上依然延續着過去的思路，主導着香港的政策。
到林鄭月娥年代，她甚至取消了CPU，連最低限度的跨職能規劃能力都被消除了。政策變得更為困囿於不同政策局的個別範圍之內，觀點集中於縱向思維，而對較宏觀和跨越既定縱向邊界的橫向思考和考慮並不足夠，特別在需要充分了解世界與中國發展的全局觀、地緣政治、科技發展、全球企業動態等方面是非常不足夠的。特別是在2020年之後，香港特區政府需要開始積極融入中國國家發展大局之中，這方面能力上的缺口更加明顯。
中國戰略規劃優點
眾所周知，中國政府的戰略規劃能力在國家發展過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發改委）在其中扮演着最關鍵的角色。它的主要職責是擬訂並組織實施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戰略、中長期規劃和年度計劃，同時牽頭組織統一規劃體系建設。此外，發改委負責國家級專項規劃、區域規劃、空間規劃與國家發展規劃的統籌銜接，以及起草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經濟體制改革和對外開放的有關法律法規草案，制定部門規章等。
中國的重要規劃主要體現於它的5年規劃，而這些規劃從中央到地方政府進行層層分解，令全國都可以按規劃來進行適當的部署和執行。儘管有不少人認為這種「從上而下」的規劃方法違反了以市場為主要資源配置的原則，而事實並不如此。而且總的來說，中國在過去3、40年的高速經濟發展證明了從國家層面作出適當的規劃，是可以相當有效的。
客觀來講，中國的體制揉合了國家規劃的優勢和市場經濟的活力。它的有效性同時取決於其他兩個因素，第一是企業，特別是民營企業的高度參與。第二是地方政府作為中央政府和民間（包括本地和外資）資本（和國有資本）之間的紐帶，讓國家政策可以透過與企業合作在地方層面有效執行。
事實上，不少國家和地區政府在推動當地經濟時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東亞國家如日本，韓國，新加坡等，在他們最高速發展的時候，政府都一直扮演着重要的引導角色。台灣地區在發展最快速的階段時，政府亦起了關鍵的帶頭作用。
美國於羅斯福總統年代執行的「新政」，主要條件亦是政府大力參與經濟建設，讓美國可以從大蕭條時代快速走出來。今天我們看美國總統拜登的「重建美好未來」（Build Back Better）新政，實際上亦涉及了不少政府的直接參與。
戰略規劃日趨重要
今天香港面臨的問題、機遇和挑戰日趨複雜、多變和不確定。許多問題是不容易從某種既有的方式來對待和分析的，因為許多事物的邊界正在不斷的轉移，同時新的事物亦經常出現。假如我們只憑過去的眼光來觀察和進行分析，往往連最低程度的problem definition（問題的定義）都可能弄不清楚。從時間方面來看，同一議題可以穿越時空而所延伸，簡單地把問題分成「短期」和「長期」往往不足以完全掌握議題的核心和解決的方法。
其實不單在政府裏面，在企業裏面特別是那些大型的跨國企業，他們一般都會設有戰略部門，因為這些企業都知道，他們在做營運的同時，必須具備一定的戰略分析能力來協助企業的CEO和其他高管作出正確的預判和戰略選擇。特別是在今天全球瞬息萬變，不確定性特別高的環境裡，戰略部門對跨國企業的重要性日趨重要。
在考慮戰略的時候，企業必須清晰知道他們要做的戰略部署基本原因是什麼？同時他們亦需要對影響公司發展和戰略的大局（Context）進行深刻的分析和瞭解。從最基本面來看，戰略主要要回答幾個基本問題：1）在哪裏玩？2）如何玩？3）什麼時候玩什麼？和4）我們勝算的理由何在？假如連企業都需要戰略部門，比企業複雜得多的政府是否更需要這方面的能力呢？
戰略的本質就是要在不確定性情況作出最優選的決定，包括風險的規避，而做此決定的時候必定會面對來自多方面的制約因素和競爭（和合作）態勢。戰略的核心就是要在這樣情況中能夠對大局和將來作出客觀和合理的分析和抉擇。當整體戰略出來之後，戰略部門會負責將此整體戰略進行分解，讓整體戰略可以分拆到可執行的水準上，以及將分解了的戰略單元與相應的績效衡量指標（KPI）連接起來，讓戰略和執行可以一氣呵成。
戰略是一門專業，其中有科學的成分，亦有藝術的成分。負責戰略工作的人必須擁有足夠的資質和天分，並不是隨便找個人來擔當就行。
建立內外有效溝通
我認為下一屆香港特區政府應該建立（或重振）在戰略規劃方面的能力和相關組織部門。從根本的工作本質來說，這部門應該要比以往的CPU更加戰略性；相對政策局來說，更有駕馭的權力。他必須要與內地重要規劃部門，如中央和各地方的發改委保持緊密的聯繫和工作關係。
當然他應向特首負責，並協助特首和司長們分析和解決，重大和關鍵的重要戰略問題和相關的頂層設計。他必須與各政策局保持緊密的工作關係，讓重要戰略和局級的政策能夠保持一致。
在工作過程中，戰略部門對外部環境應該保持高度的聯繫和緊密的觀察。這不僅僅包括香港本身、香港與內地，特別是大灣區之間的關係、同時亦應包括對亞太區域以及全球形勢有着密切的觀察。這需要戰略部門的從業者必須走進社會，與社會各階層經常接觸，能夠充分掌握着社會對政府的回饋和意見。
此戰略部門還應與全球的政府對口單位和相關智庫研究機構，建立和保持緊密的溝通和交流。從對外關係來說，戰略部門亦應利用這些對外的關係，積極講好「中國的故事」和「香港的故事」。有需要時，他們（可以配合內地相關單位）對國際事務作出詳細的研究。
能夠做好這方面的人必須能夠進行戰略性思考，有深厚而廣泛的知識，能橫向思考、擁有豐富、跨國界的人脈關係，以及能夠嫺熟地利用對方能夠明白的語言和語境進行溝通。香港很多人都能夠說英語，但能夠戰略性和複雜性地（sophisticated）表達觀點的其實不多。
新的香港特區政府令人期待。新的特首要做的事很多，建立有效戰略規劃和執行能力將是一重要舉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