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利相交，利盡則散」是中國古語蘊含的智慧，但這句話若是一個城市的寫照，則是對它嚴厲的批評。「經濟城市」這個標籤掛在香港身上久矣，也許不盡公允。可是，樓價多年來不斷飆升，將香港人劃分為「有樓階級」與「無殼蝸牛」。
這嚴重侵蝕了香港人對香港的歸屬感：「顛沛流離」的無殼蝸牛不會視香港為家，對有樓階級來說，他們住的房子首先是資產和投資，然後才是家。久而久之，經濟價值變成佔絕對優勢、居支配地位的社會價值。香港人在不知不覺中都成了「經濟人」。「反修例之亂」爆發和《國安法》實施，香港按政治傾向與意識形態的斷層線（fault lines）分裂，本已在社會中存在不多的信任和互信（social trust）急速遞減。
疫情是凝聚力的壓力測試
這是新冠肺炎近期在香港失控的根本原因。新冠肺炎是社會凝聚力的最終壓力測試，連英國、法國、美國、德國、日本和韓國這些國民身份認同感強烈、社會制度鞏固的地方也過不了測試，更遑論香港。
香港政府抗疫的確有疏漏、進退失據之處，警覺性也非常不足，根深柢固的官僚主義令也它無法以「快疫情發展一步」（proactive）的方式制定政策和調動資源。然而新冠肺炎是21世紀大流行病的完美風暴，主因不是全球政府領導無方（global leadership failure），而是因為它不早也不遲，剛巧碰上了「失效政府的年代」（the age of ineffective government）。
這個年代的政府普遍失效，因為移動互聯網、智能手機和社交媒體釋放的微權力，令政府難以像從前那樣將自己的意志加諸人民身上。抗疫的有效措施人盡皆知，不外乎是接種疫苗、戴口罩、勤洗手和保持社交距離。可是，知易行難，各地政府以大力度推行此等措施，往往遭到同等或更大能度的反抗。
結果，類似牛頓第三運動定律（Newton’s third law of motion）出現──政府抗疫的「作用力」（action）被群眾的「反作用力」（reaction）削弱甚至抵銷。
這解釋了為何疫症當前，那麼多人還是不願意捲起衣袖。互聯網和社交媒體的強項不是建立信任，而是引人疑竇，心理學家稱之為「負面偏見」（negativity bias）。於是，市民不信任政府，市民與市民互不信任，今天全球多國淪為「低信任度」社會（low-trust societies），並非無因。低信任度社會往往無法有效應對大流行病，因為本已存在的信任危機會深化突然爆發的公共衛生危機，令抗疫和防疫措施事倍功半。
這正是今日世界的寫照。拒絕接種的邏輯很簡單：由於政府不值得信任，它訴諸的科學和理智也不值一哂。對接種疫苗說不，等於對政府投不信任票。從心理學的角度，拒絕接種是一種「被動卻帶攻擊性的行為」（passive aggressive behavior）。早說過只要有互信，好事自然來。若沒有互信，好事不會來。疫苗本是抗疫的喜訊，卻被陰謀論說成是惡耗。
市民對自身利益茫無頭緒
失敗社會的另一特徵是成員各持己見，連就起碼的事實也無法達成共識。他們爭論不休的，不是事情的好壞，而是發生了什麼事情（A failed society argues about what happened, not what matters）。成員不但有自己的一套想法，也有自己的一套事實（Members are entitled not only to their own opinions, but their own facts）。全球那麼多人對接種疫苗卻步，因為他們對疫苗的副作用和接種疫苗的風險，有自己的一套看法和相信的事實，與官方和醫學界的大大不同。
接種疫苗既為人也為己，是典型的「開明的自利行為」（act of enlightened self-interest）。自利可稱作開明，因為按此原則行事的人明白在制度健全的社會，奉公守法不但促進他人的利益，也同時為自身的利益服務。在誤報、謠傳、假新聞和假消息泛濫的香港社會，市民有時似乎連自己眼前的利益何在也茫無頭緒，更遑論開明的自利。
原刊於《亞洲週刊》，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