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與先進國家打好關係
今天中國經濟走完一段暢順大道，至少進入了嶇崎山路。情況如此，本應回顧總結當年中國從人力經濟，成功晉身人手經濟的經驗，取法鄧小平當年的部署，與世界接軌，尤其是先進國家。一方面借鑒、引進這些國家由人手經濟轉變發展為人腦經濟的經驗；另一方面創造有利的國際環境。現實卻是，國內官民為30年成就沖昏了頭腦，忘乎所以，拒絕了鄧小平的遺產，要以我為主，重登中央王朝之位；讓萬方來朝，使世界與中國接軌。以至今天，中國誠如傳媒所憂心忡忡指出的，沒有一個真正的朋友。對中國國運最有影響的西方國家、周邊國家的關係全面惡化，甚至劍拔弩張。國家幾乎全面重啟鬥爭哲學，橫掃包含人類文明結晶的西方文化，全面封殺具批判精神的知識分子。
本來要脫離已有的人類創新體系、重來中國式創新體系，已有諸般困難，例如中國文化中的夷夏之防，難以吸引全球精英；中文書寫閱讀相對困難，無法成為科學媒介。即便創建有中國特色的創新體系，也應該是全球創新體系的一部分，仍需要解決與世界接軌的問題。中國進入崎嶇山路時，如果有良好的國際環境，必然利於減輕轉型壓力，增加迴旋餘地，乃至得到助力。今天在經濟層面轉型的短板，主要在金融體系。這方面的改革，尤其需要先進國家協助。我們不跟這些國家套近乎，打好關係，卻去找北極熊和那些並未成功的國家。古人尚且知道，取法乎上，乃得其中；取法乎中，斯風下矣。而且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與那些國家聯合，對抗先進國家，孰得孰失？中國在轉型時期應該牢牢把握方向，不應因世事紛紜而望眼被遮。
鄧小平與世界接軌 合乎實際
鬥爭是毛主席一生之樂，黨內鬥爭動輒上達路線，在世時他老人家欽定的路線鬥爭有十次之多。在我看來，執政黨混沌初開，未分出真英雄前，鬥爭容或有之。真命天子出現後，以列寧黨的組織原則，全黨服從中央，中央服從黨首。一位黨首在位，最多只是他手下人鬥爭而己，掌握路線的黨首，誰敢與之鬥爭？紅朝建政之後，路線鬥爭多是子虛烏有的胡塗帳，不然就不會幾乎全部平反了。但是新中國六十六年來，確實有兩條路線，一條是毛路線，一條是鄧路線，除了所用辭匯相近似外，兩條路線幾乎背道而馳。鄧小平是理性的政治家，看到歷史發展方向，重啟中國現代轉型，主張並帶領中國與世界接軌，取法乎上。毛主席則是詩人，喜歡孤芳獨賞，其國內政策，限於篇幅，在此不作評論。世界關係方面，毛主席要當頭、要讓世界與中國接軌，則是昭然史實。中共黨史的研究顯示，立國之初，毛主席就想當亞洲共產黨的頭，建立和歐洲共產黨情報局並行的亞洲情報局。後來史達林去世，他更想取而代之，以致跟蘇聯鬧翻。社會主義陣營和亞洲的正統共產黨，都不買他的帳後，他寧願只有阿共柬共極少的追隨者，也不要與別人接軌。後來搞了三個世界理論，也不外是要當這班窮兄弟的頭，讓他們與中國接軌。看來在中國與世界接軌方面，鄧的取態更合乎實際，也更合乎中國的利益。所以鄧成就了中國騰飛，而毛則留下一個一窮二白的中國。很明顯，掌握國家最高權力的政治人物，應以國家利益和人民福祉為念，不應為了浪漫的詩意，舞弄國家。這個意義上，鄧小平是比毛澤東合格得多的領導人。
貶值只是政治姿態
現在回到人民幣遽貶的題目上來。人民幣遽貶進行了兩天，似乎就嘎然而止。央行也出來解題，說人民幣一次性貶值已經貶夠。市場人士不免滿腹狐疑，兩個百分點的貶值，除了引起市場震動之外，能為出口帶來多大的幫助呢？是不是決策當局要隔一段時間看看效果，再定行止呢？這樣，每次公布海關統計數字，都得特別注意。實際上，這個時候通過人民幣貶值，來調校低沉的出口，可能帶來其他問題。海關統計數字顯示，出口大幅下跌，但進口下跌更甚，致使順差大幅上升。通過貨幣貶值將使順差進一步擴大，是不可持續的。同時，中國近期一直存在資金外流問題，貶值預期會加速資金外流，後果難以逆料。如果貶值止於如此之小的幅度，唯一解釋就是一種政治姿態，安撫國內相關業者而已。
日本安倍上台後，發了三支箭。當時中文傳媒因為安倍該死的軍國主義陰魂附體，而大加嘲諷攞挪乃至詛咒；但是日元下跌三成，日股上升一倍半，迄今已近三年。中國因經濟困頓，去年開始似也欲起而效法東瀛，因而有滬港通之議——即引入外資，改變A股結構和長期低沉、失去資本市場功能的頹勢。卻是後來滬港通成了幽靈列車，搭客寥寥。中國決策層只好把心一橫，不顧一切，全力推動一個國家牛市。然而A牛雖然成形，也錄得巨大升幅，但不旋踵出現股災，後來的種種，已多論列，此處不贅。股災後，上周推出的人民幣遽貶，也成效未現，先自震動而已？何成敗異位，功業相反耶！其一，日本YEN貶股升，乃反映其基本經濟態勢。日元強勢多年，已與日本經濟日中而仄的現實相去甚遠。如前所述，日本的人手經濟，上受美國人腦經濟創新資訊科技衝擊，下受以中國為代表的亞洲新晉人手經濟追趕；加以人口老化，早以無復當年勇，貿易上已錄得逆差。日股低沉多年，日本經濟衰無可衰。挾匯率下跌的利好因素，外資趨進而上揚，非常合理；反而力主取效的中國智囊，只看到匯跌股升的好處，未分析中日經濟態勢的差異：中國經濟處於結構性（而不是周期性）衝頂後下行階段，股市儘管低沉多年，經濟態勢仍難於支撐股市大幅向上。外資盡是專業投資者，自然洞若觀火，滬港通未若設計者預期自然不過。後來的A牛，由國內個人投資者，在政府指引下成形，此間微言大義，讀者可循此思路，得出結論。至於幣貶可能與否，前面已提到與日本的差異。中國順差本來已在出口下跌中擴大，根本難以支撐人民幣貶值。其次，日本與以美國為中心的西方國家，關係極佳。筆者在兩年多、三年前日本開始改變時，寫過一篇評論交章，提到西方在日本處於水深火熱、不斷下沉時，會幫日本一把，准許它將日圓大幅貶值。亳無疑問，與西方的關係，列於亞洲國家經濟發展不可忽視的因素。
困難時刻 考驗精英
一直以來，國外觀察家和傳媒，對中國政府統禦經濟的能力，極為推崇，以為中國政府無所不能，達到不可思議的程度。最近中國金融領域接連發生大事，使這些觀察家和傳媒的觀感大為改變。到底是中國精英突然從天上跌落凡間，還是他們本來就是凡人，不過是時來風送，有二十多年的好運氣呢？看來是鄧小平的睿智，帶領中國乘坐全球化高速列車，從人力經濟進入人手經濟的坦途。中國經濟高歌猛晉、萬般順遂，而使凡人作為顯得大有仙味。用股市常用的比況說，牛市時大家都是股神，但退潮時必然打回原形。中國經濟進入困難時刻，中國精英的考驗，現在才真正開始。
（全文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