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是一個「意見多多」的社會，平時是一個雜音很多的地方，有時迴響也很大，對不習慣的人來說，可能會有點煩厭。不過，教育大學香港社會研究講座教授呂大樂教授近日在《明報》撰文，指香港近期則變得有點出奇的平靜，反而很不習慣。
「多嘴街」是香港社會特色
呂大樂表示，港人愛七嘴八舌，喋喋不休，從某一個角度來看，這是香港社會的性格，就像幾十年前電視節目《歡樂今宵》中「多嘴街」的趣劇環節一樣，凡事總有不同意見，總有人要批評、嘲笑一下。這是香港社會可愛的一面，意見從來都不一致，「乜都噏得一餐」，你有你講，我有我講，港人自講。
他又說，在香港，不怕意見紛紜，「最怕啲人冇嘢講（ 或唔講嘢）」。「講來講去」是常態，「無聲無氣」，覺得「講嚟嘥氣」才叫人擔心。「香港不是一個沒有異議的社會，而是永遠意見分歧；要發揮這個社會的活力，不是追求統一意志（所以，在香港文化中，叫人「收聲」其實很不禮貌），而是要讓百花齊放、各師各法、各顯神通」。
呂大樂認為，要管理好香港社會，重點在於要懂得如何管理公眾意見的表達：要「畀人講」，令人覺得「佢想講就可以去講」；「齋噏」都一定「好過冇得噏或唔准噏」。
電影對白”This is an order!”其實是諷刺「離地」
不過，這種意見紛紜的狀態，需要取得平衡，否則雜音太多太大，反而不美。往日（ 不過，這好像是很久以前的事）香港之所以多多少少能夠取得某程度的平衡，一是講程序，二是靠專業。所謂程序者，喜歡的人認為此乃理性的一種表現，有規有矩，而不喜歡的人則認為這是官僚作風、推卸責任、「拉布」、浪費時間。
但無論喜歡還是不喜歡，背後的邏輯是整套處事方式並不鼓勵長官意志、由上而下、「大石壓死蟹」式強推某一項措施（「我唔理你點做，總之做咗佢！」；「港產片」中常見的一句對白：”This is an order!”通常是搞諷刺，突顯長官意志的「離地」）。
事實上，「在龐大的組織系統內迂迴曲折走一轉程序，往往要消耗不少精力，不過這個過程的好處是，每到一個關節時都聽到某些意見、回饋，減少草率行事的可能」。呂大樂分析，做事「因快得慢，那種快得不償失；謹慎從事，或者令人覺得拖拖拉拉、『船頭驚鬼，船尾驚賊』，但卻可以避免中途出事，避免令整個工作過程事倍而功半」。
呂大樂對「專業」的詮釋是，「相信在前線執行工作的專人有其判斷，知道應該怎樣操作才會有最好的效果」。不過，有時候這會演變為一種對專業的迷信，變得形式化，事事追求平穩、保險，而不會大膽突破。
不過，「強調專業的好處是制約那些由長官意志、意識形態主導的決定，因為重視細節、步驟，所以會產生一種傾向保守的拉力，避免出現因一廂情願、不顧一切所作出的決定而引起的問題」。因此，善用專業，需要下放某些權力，而不是由上而下一套指令，「做完先算」的態度。
急進的轉變成本高昂 易造成浪費
他指出，過去香港社會雖然意見多多，但在發展過程中卻不會容易出現鐘擺式的現象，從一個極端擺向另一個極端。這是因為內在的平衡機制能發揮作用，經常將我們拉回到中間，穩步前進。那是「漸進的、按部就班的、整合不同意見之後才決定的」。從這個角度看，香港社會傾向低調，不喜歡大鑼大鼓，也不喜歡叫口號。
當然，這種辦事方式的問題是，很難會有重大突破。很多時候，這甚至會演變為因循苟且，不求進步，只做表面工夫，應酬一下。「如果我們要解決的問題，是要在最短的時間之內，進行翻天覆地的變革，這應該不是適用的方法」。
不過，他警告，就算是準備一個變局，也應該明白鐘擺式的轉變是「高成本大製作」，容易造成另一種浪費。由一端走向另一端，之後又要回到原來的位置，做起來一樣有很大消耗。
呂大樂擔心的是，這種不重視中間、漸進的作風，在人與人之間相互相影響下，會愈做愈多，愈做愈狠，變成過猶不及，矯枉過正。
他認為，抱着「你做初一，我做十五」的心態，久而久之，大家的標準也就改變了。在不講究程序、專業的情况下，會逐漸失去平衡的能力。由於缺乏內在的平衡機制，鐘擺式的現象將會頻頻出現，進一步強化走向極端的趨勢。而在改變了的新環境底下，利益格局亦隨之改變：某些人發現再用力多做一些，原來有利於爭取更多好處，於是用力的力度愈來愈大，說話愈來愈誇張，爭先恐後，趁某種論述的窗口打開，盡取可以拿到的利益。
呂大樂指出，這種做事「加零一」的作風實際上毫無效率，反提高了社會成本，有傷和氣。「回到中間」的態度，不是不知長進、不求進步，而是行穩致遠之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