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個晚飯場合，律師朋友慨嘆國內營商的莫名難處。原來他友人在內地投資發展補習生意，花了不少心機與當地政府搞關係、催谷港式補習社和向家長推銷補習好處等等；但中央一聲令下推「雙減政策」，整個補習行業彷彿一下子就被摧毀掉。
翻查資料，國務院在2021年7月推出的雙減政策全名是《關於進一步減輕義務教育階段學生作業負擔和校外培訓負擔的意見》。焦點是減少學生做功課的負擔、減少學童在某些學習中心接受培訓活動，後者多數是為參加各類比賽的鍛鍊，甚至為外地舉行的考試做操練。
港式補習文化輸出大灣區
「大灣區」，近日已經成為一個常用關鍵詞，散見於各種政策、文宣資訊、商業廣告；在大灣區內各內地城市當然會執行雙減政策。如上文所言，若內地補習行業真的會煙消雲散，港澳就是灣區內唯二仍有補習社營運的城市。
其實這只不過回歸初始狀態而已。大約是80年代，香港開始盛行補習，相信是推行普及教育帶來的後果。人人入學讀書，學力薄弱或跟不上的學生唯有向外求助。父母經濟條件許可的話，付鈔換取時間和提供子女好些機會，有何不可？
及後大學學位大量增加，求取好成績爭入大學成為上好催化劑；於是在90年代創製了賺錢能力超強的補習行業。同時催生了月入過百萬的「補習天王」。至此港式補習模式已是很穩固，甚至向橫擴展成為連鎖式生意，持續至今。
改革開放為內地社會帶來飛躍的經濟，連帶家庭小康化；加上內地過去長時間實施一孩政策，每個孩子都是全家焦點。改革開放後內地大量國人崇尚赴歐美放洋，形成群起學習外語的需求。凡此種種，令港式補習概念得到大展拳腳的機會；補習社在內地常用的稱呼就是「培訓中心」。
年前往內地考察交流時，已察覺到城市街道上的補習社和培訓中心十分蓬勃，尤其在重點中學周圍；大灣區與港毗鄰，情況應更為熾烈。因營運概念、家長和學員的心態，與港式補習很相似，自然引起的社會效果都是差不多。
一國兩制下處理補習的差異
90年代本地社會曾因為湧現出大量補習社，並衝擊到傳統學校教學模式而掀起過討論熱潮；學生面對公開試壓力，求助補習增強自信，這情形持續至今也無大改變。香港奉行自由主義，補習社領正商業牌照經營生意，即使他們提供踩界服務、發表言論指教師不濟，社會對此都只是容忍。
學生時間有限，未妥善分配引起諸多問題：不時長途跋涉跨區上補習班、放棄自己校園的課後或課外活動，對均衡教育產生了負面影響，教育前線人員只有徒呼奈何！
導致內地頒布雙減政策的背景因素，其實不正就是當年我們的奈何嗎？
額外補習帶來額外課業、老師知悉學生有外力支援而布置更多家課、學生補習走動需時，因而令學生負荷加重，不利心身發展。當年本港無計可施，一國的另一制就可以針對弊端對症下藥，高效聚焦地把情況控制。兩地在具體事件上有顯著不同的對策。
反思補習的積極意義
曾回應社會對補習社、補習名師的討論而撰文提出多個方向的思考（註）。其中提到社會環境現況下補習社是有其特定的社會功能，既然容許它的存在，何不思考有何積極意義，並應反省教師工作可改善之處。後者在近10年已有不小的改進了。
在我們這一制之下，最好制訂具針對性的「補習社條例」加以規管，尤其是學費的制訂，減少可鑽營的法律空子，確保學生（消費者）的利益。再者補習應以提升學生學習能力技巧為目標，不要過份強調公開試分數，避免引入分數主義的弊病。最後也應確認補習社可以支援正常學習有不足處的功能。
註：黃冬柏。〈客觀面對補習社衍生的問題〉。《星島日報》，1998年8月2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