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管治問題與競選承諾

「政黨說爭取什麼,不用計算成本效益,不用研究是否可行,也不怕選民會來『追數』;行政長官選舉卻不能——不應——是這樣。政綱裏列出的各項計劃,不應是取悅公眾的空話,必須以嚴謹的政策研究為基礎。」
很多人看到香港有管治問題,並看到問題的根源在於政治體制。起草《基本法》的時候,人們相信香港當時實行的管治制度,有效地保障了繁榮穩定;只要把那套制度寫進《基本法》,回歸後保持不變,特別行政區的管治就會得心應手。
 

管治問題 亟需研究

 
誰知特區政府的管治一點也不得心應手。行政當局在立法會裏沒有穩定可靠的支持力量,公務員又強調要「政治中立」,任何政策只要稍有爭議,政府便無力推行。儘管特區政府設立了「主要官員問責制」,又嘗試與友好政黨結成管治聯盟,以增強政府的政治能量,但行政主導始終未能實現,行政立法之間形成不了良性互動的關係。實踐說明,管治問題不能完全歸咎於管治團隊能力不足,制度上顯然存有缺陷。但缺陷出在哪裏?制度要怎樣完善?未有人提出圓滿的答案。
 
很多人看到香港貧富懸殊問題嚴重,並且認為問題的根源在於政府政策。香港政府和商界歷來相信,香港能夠維持強勁的經濟活力,是靠市場經濟,堅持小政府,把稅收和公共開支,在本地生產總值的佔比,維持低水平,令香港成為全球最自由的經濟體。
 
為了維持經濟自由全球第一,香港要付出的代價就是貧富差距不斷擴大。在全球已發展的經濟體中,香港的貧富懸殊最為嚴重。上屆政府抵受不住社會壓力,推行了一項違反自由市場原則的政策:立法規定最低工資。這稍微改善了低收入家庭的經濟狀況,但對於是否要循財富再分配的方向走下去、走多遠,社會難有共識,政府也欠缺政治理念和能量作決定。
 
很多人看到港人和內地的矛盾不斷加深,並知道矛盾是在在兩地融合的過程中產生的。十多年前內地剛開放「自由行」,港人十分歡迎,認為中央政府這項政策給香港帶來經濟實惠。但開放省市的範圍逐漸擴大,訪港內地旅客不斷增加,為香港帶來的社會問題愈來愈多,便引起敵視內地來客的情緒。這只是兩地融合產生矛盾的其中一個方面。融合不能逆轉,矛盾怎樣處理?
 
這些問題(還有其他)都要解決。而解決問題,則必須依靠理念清晰、論證嚴謹、判斷獨立的政策研究。
 

政黨承諾 不怕「走數」

 
有一次,來港任職不久的某外國總領事問我:「你們選舉時,政綱裏可以寫些什麼?」她說的是立法會選舉。有此一問,是因為她知道公共政策不是由立法會制定和推行的。她解釋,在她的國家,政府由大選裏勝出的政黨組織;政黨會把政策主張寫在參選政綱裏,並向選民承諾:「如果我們贏了選舉,上台執政,就會在施政上落實我們的選舉政綱。」
 
但在我們的立法會選舉裏,政黨不能對選民說出同樣的話;說了也無人相信,因為明知你這個政黨無論贏得多少立法會議席,也不是由你來決定政府政策。所以那位總領事感到好奇:香港的政黨在選舉時可以向選民說些什麼呢?
 
我回答說,我們也一樣就各項公共政策向選民作出承諾,只是在每個承諾開頭加上「爭取」兩個字:「爭取全民退休保障」、「爭取立法規定標準工時」、「爭取提高長者生活津貼」、「爭取免費幼稚園教育」,等等。我們成功選進了立法會之後,便會就各項政策提出(無立法效力的)議案辯論,向政府當局提出質詢,抗議當局不接納我們的要求,這就兌現了我們「爭取」的承諾。
 
所以,人們不能期望政黨提出的政策主張都經過嚴格的論證。認真嚴格的政策研究,對於政黨來說,是奢侈、多餘、浪費。反正選民想要什麼,政黨就說爭取什麼;不用計算成本效益,不用研究是否可行,不用考慮能否持續。歸根結柢,就是不用擔心一旦贏了選舉,便要把競選時提出的政策主張付諸實行,也不怕選民會來「追數」。
 

特首政綱 不應閉門造車

 
行政長官選舉卻不能——不應——是這樣。行政長官在競選時所作的承諾,不是「爭取」什麼政策,而是他領導的政府會推行的政策,在他當選後就要落實。儘管行政長官不是普選產生,競選時還是要向公眾作出種種政策承諾,當選後便會被公眾「追數」。
 
所以,行政長官在競選時不能只為迎合選民所好,提出無法落實的政策承諾。行政長官競選政綱裏列出的各項政策計劃,不應是取悅公眾的空話,也不應是閉門造車的構想,心血來潮的創作。一套可以落實的競選政綱,必須以嚴謹的政策研究為基礎。
 
原文刊於《am730》,獲作者授權刊登。

曾鈺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