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共和國臨時政府」——戰後台灣的另一段歷史

 

自1945年光復後，台灣經歷了大規模民眾反抗中華民國政府而爆發的二二八事件，以及當局的血腥鎮壓和屠殺。台灣本土在地人之憂患意識逐漸覺醒，尤以號召台灣獨立之運動於二二八事件後迅速崛起，在中華民國政府遷台後於海外組織起名目眾多的台獨政治團體，初始階段以日本作為主要策源地。

 

台灣省政府主席兼警備總司令陳誠於1949年5月20日宣布了《台灣省戒嚴令》，為中華民國政府繼1948年12月7日公布《動員戡亂時期歷史條款》在全國境內實施戒嚴後，台灣省亦跟隨步伐進入全面戒嚴。隨之，國民政府又於大陸通過《懲治叛亂條例》，旨在對付大陸地區中共的叛亂，台灣省方面亦同時全境頒布管制法令。直至中華民國政府遷台，《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與《台灣省戒嚴令》同時存在，「動員戡亂時期」與「台灣省戒嚴時期」相互並行；1949年6月21日之《懲治叛亂條例》和1950年6月13日公布《戡亂時期檢肅匪諜條例》故而成為白色恐怖時期之「最高原則」，警備總部的情治單位允許任意逮捕、審訊並定罪任何涉嫌反政府的叛亂行為或「暗通匪諜」者（1）。

 

 

上世紀50至60年代期間，日治時代出生於台灣雲林西螺望族，曾留學日、中和美等地、在中國大陸擔任過教職和技師的廖文毅（1910-1986），成為戰後台獨運動初期的主要首腦，在日本協力組織「台灣民主獨立黨」（Formosan Democratic  Independent Party），隨之更成立了「台灣臨時國民議會」、「台灣共和國臨時政府」（Provisional Government of the Republic of Formosa），與蔣介石主導下的國民黨政府（中華民國政權）作抵抗。故此，廖文毅領導的台獨組織，使到國民黨政府由漠視而注意與重視，進而寄予嚴重的關切，蔣氏父子遂命令各情報治安機關研究對廖集團情報作戰的策略（2）。

 

奈何廖文毅當時的舉動有如螳臂當車，從內到外都不被討喜，還被羞辱為「瘋子」（3）、「台奸」（4）；尤其在國民黨政權的脅迫下（施壓其家族成員、沒收財產等手段），1965年最終放棄其堅持18年的台獨運動返回台灣，在調查局的監視下度過餘年。

 

1945年日本無條件投降之際，廖文毅於台北和多數返台同人創辦了《前鋒》雜誌，在發刊詞《告我台灣同胞》一文中，雀躍「回到祖國去，做了大中華民國的國民，能夠與世界任何的民族並肩的一等國民」，慶賀「祖國抗戰已勝」（5），對國民政府接收台灣與回歸祖國感到滿懷希望，足以反映當時多數台灣人民的期盼。但時局演變之迅速，國府在台的統治階層腐敗與偏私之態逐漸顯現，導致矛盾嚴重加劇， 1947年元旦的《前鋒》社論寫道：「省內復員人數日增月加，生產方面又因用人不適，致使各行業半身不遂，因之失業者之數不能勝算」，「物質因台幣的暴落，一漲再漲，而不知其終止點」，苛捐雜稅造成民不聊生、警民衝突不斷，「公民由『熱望』而『希望』，再退入『失望』」（6）。

 

 

不出數月，民眾群起反抗統治當局的二二八事件接而爆發，此時廖文毅與二哥廖文奎（1905-1952）身在上海，卻被台灣警備總司令部列舉為涉嫌內亂的通緝犯（《二二八首謀叛亂在逃主犯名冊》）。該年6月，廖文毅於香港九龍半島成立「台灣再解放聯盟」（The Formosan League for Re-emancipation），次年召開第二次幹部會議，廖文毅擔任台灣再解放聯盟台灣臨時政府主席，設有各個部門、海外支部和外圍組織等（7），首倡台灣先行脫離中國，並暫時置於聯合國託管理事會（United Nations Trusteeship Council）之下，再由公民投票決定台灣該隸屬中國或獨立（8），9月1日正式向聯合國提出請願書。由於竭力發表「台灣獨立」和「台灣託管」論，廖文毅亦被批評為「搞『台灣獨立』最起勁的一人」（9）。

 

「台灣再解放聯盟」曾一度與台灣共產黨分子謝雪紅和蘇新等合作，但基於謝雪紅等人另行成立「台灣民主自治同盟」，擁護中國共產黨的領導而與廖等人對立，隨後台共黨員接受中共號召，紛紛脫離「台灣再解放聯盟」北上。再因1949年大陸局勢劇變，中共控制了中國大部分地區，由於氣氛突變唯恐將造成香港社會動蕩，廖文毅故而決定將陣地遷移到日本東京。1950年2月東渡日本後（10），廖文毅與橫濱行醫的吳振南等一眾台灣人，共同組織了第一個主張台灣獨立的政黨——「台灣民主獨立黨」，率先制定了「國旗」和「國歌」（11）。

 

 

1955年9月1日，在台灣二十四縣市代表出席下，「台灣臨時國民議會」宣告成立，台灣民主獨立黨副主席吳振南以議長身份朗讀宣言書稱「本會主要使命係制定台灣共和國臨時憲法，基此組織台灣共和國臨時政府」；11月，國民議會通過「台灣共和國臨時政府組織條例」，12月8日選定廖文毅為總統、吳振南為副總統（12），可見臨時政府「建國」之雛形已逐步完成。1956年2月28日，「台灣共和國臨時政府」正式成立，廖文毅宣誓就任臨時政府總統，在此時召開的國民議會亦改組成為「台灣共和國臨時國民議會」。

 

廖文毅在其著作《台灣民本主義》裏樂觀地認為，東南亞新興國家的華僑無論是在語言、思想、生活方式等都和台灣人相似，所以未來必與台灣將在各領域建立密切關係，對台灣人在南洋群島發展的機會亦頗有好處（13）。1958年2月，廖文毅委任曾被日本外務省派往日治時期印尼擔任外交官，隨後留在當地致力於印尼獨立運動、精通數國語言的陳智雄（1916-1963）擔任駐東南亞巡迴大使，在東南亞一帶負責宣揚台灣獨立建國運動，以便尋求各國的支持（14）。原本在外交方面極為偏重反共的太平洋各西方民主國家合作，比如作為根據地的日本與寄予厚望的美國等（15），但隨着臨時政府建立後須尋求更多國家的認同之下，不得不將外交方針着重於東南亞。

 

1955年4月18日，以反帝反殖、爭取民族獨立、維護世界和平與團結合作為原則的第一次亞非會議（Asian-African Conference，又稱「萬隆會議」）於印尼萬隆召開，在此之前亞非多國被邀請參與，唯獨台灣、以色列、南北韓和南非聯邦除外（16）。至於台灣不獲邀請問題，五國發起者錫蘭之總理約翰柯狄拉華拉爵士（Sir John Kotelawala）認為「大會認為只有一個中國，故不便邀請台灣，…茂務會議（17）認為中共才是代表中國，故只邀請北京政府參加」（18）。

 

透過陳智雄的關係（19），廖文毅有幸以台灣民主獨立黨主席身份獲邀出席，使得其國際聲望達到最高點（20）。在會議首日，廖文毅致函大會，並由印尼總理代為宣讀（21）；而廖文毅的聲名大噪卻引起蔣介石大為恐慌，調查局對「台灣共和國臨時政府」的策反活動始於1956年，設法使用各種手段來誘降廖文毅陣營（22）。

 

 

此外，關於當時的台灣問題，各國代表在亞非會議中展開了激烈討論。堅持反共立場者如柯狄拉華拉爵士拉針對「台灣地位未定論」，在會場外就建議台灣問題解決方案託管後應給予獨立；甚至呼籲中國、菲律賓、泰國與「科倫坡宣言」五國（印度、印尼、巴基斯坦、錫蘭、緬甸）場外召開會議，提出交由科倫坡五國先負責託管台灣五年的看法（23）。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團長、時任總理的周恩來則持着反對美國干涉內政和「解放台灣」鬥爭而赴會。萬隆會議圓滿結束後，《人民日報》的一篇社論引用周恩來在會議上的講詞，繼而指出：「解放台灣是中國的內政，決不容許外來干涉。由於美國的干涉而引起的緊張局勢，則是國際問題，因此，有必要同美國直接商談。中國人民的這種和平願望，絲毫不影響中國人民解放台灣的鬥爭」（24）。

 

總之，亞非會議對於台灣問題的探討，皆是圍繞在「中國」立場而論。其實廖文毅早期已在香港時發起了「台灣託管運動」，主張和請願台灣交由美國和聯合國方面託管的道理，只是國際上的反應自然趨於冷淡。1950年1月美國總統杜魯門即聲明「美國政府不會走一條將導致它介入中國內戰的路」，卻於1951年5月在反共的前提下已確立了支持蔣介石政府的基本外交政策，提供台灣作為國民黨政府的政治避難所，承認其為中國之合法政府，隨之在1954年12月簽訂《中美共同防禦條約》（Sino-American Mutual Defense Treaty）（25）。冷戰時期相對於中共「紅色中國」（Red China）之「大陸地區」，台灣作為「中華民國」政府所控制下的「自由地區」（Free Area）大致已塵埃落定，也因為台灣國際地位基本已算穩固，美國與日本兩國便均為公開給予支持（26）。

 

（待續）

 

「台灣共和國臨時政府」與東南亞軼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