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中文大學近期舉辦大灣區發展論壇，並展示了中大在大灣區15年發展的教學和創科成果。
中大前校長、藍饒富暨藍凱麗經濟學講座教授劉遵義在會上表示，大灣區各個城市有不同的特色是好事，反而彼此有更多互補雙贏的空間。但是在大灣區經濟一體化的過程中，必然會產生贏家和輸家，港府必須照顧好競爭力弱的商家和勞工，否則會擴大貧富懸殊，重蹈英美兩國的覆轍。
目標放眼全國 吸引人才不斷
劉遵義教授認為，在這個全球化時代，光成為全香港最好的大學是不夠的，中大應自我期許成為全中國最國際化的大學，國內外大學的溝通橋樑。他指出，當年成立中大的原因正是為了解決本地中文中學的畢業生無法到內地升學的問題，而中大前身的三所書院都有中華文化的基因與傳統，具備發展優勢。
他指出，師資、生源多元化、課程能夠與世界接軌是國際化的必要條件。雖然許多教授有外國留學、與外國科研人員共同研究的經驗，但是生源基本上都是來自香港，外國留學生不多，只能增加交流計劃。因此，過去中大增加了不少新書院和宿位，容許更多交流生來港，一來可吸引更多好學生，而好學生會帶來好老師，如此往復，形成一個良性循環（virtuous circle）。
另外，中大也要成為香港與國內教研合作最密切的大學。他表示，「我們要發揮一國兩制的優勢，利用國際資源吸引並聘用內地教授。中大於2005年第一次參與國內高考招生，更撥出學費全免的獎學金予內地學生。當年內地比較貧困，４年50萬對於吸收國內各地的狀元是很有用的。但隨着內地愈來愈富裕，如今已不可同日而語。」要吸引更多好學生與教授，尤其是研究生，仍然需要提高中大的基礎研究水平。
劉遵義強調，香港只是750萬人的城市，資源不足，還有最少三所綜合型研究大學在競爭，所以中大要達到全球大學排名頭十以內是非常困難的。但如果跟深圳合作，利用雙城之力辦好一所大學，在數十年間排名必定能夠躍升。加上沙田與深圳距離不遠，方便中大人員管理，因此才決定合作成立香港中文大學（深圳）。
「當時我的意思是辦一所大學，兩個校園。雖然現在基本上是兩所學校，但中大也分享了不少教學資源給他們，才這麼快有了相當的成就。例如，他們的研究生規模與我們差不多；雖然本科生規模只有中大（沙田）的1/3，但收生水平直迫清華、北大，師資也是十分國際化。」劉教授說。
經濟一體化 創造機會多
劉教授在回顧當年看好深圳的發展時指出，深圳的經濟實力十分雄厚，不容忽視。早於2005年，他便提出「港深經濟一體化」，讓商品與人才都能夠在深、港兩地自由流通，做到優勢互補，而不是單純的競爭。「當然大灣區不只有深圳，但她是一個很特殊的城市。」
深圳經濟發展迅速，1997年香港的GDP是深圳的六倍，但到了2020年深圳的GDP已經超過香港，同時深圳也有許多成熟的高科技企業。她之所以是改革開放中唯一成功的經濟特區，他認為主因是背靠香港的國際環境，而且是一個由移民構成的城市。「移民不受深圳的既得利益限制，也沒有其他出路，只得不怕勞苦，勇於創新。這是移民者（movers）與留居者（stayers）的分別，國外也有許多例子。」
他以中大和中大（深圳）為例，指出彼此各有異同是好事，代表我們還有更多互補雙贏的空間。希望大灣區慢慢變成經濟一體化，既是一個供應鏈，也是一個生產基地，便可以製造更多紅利。他形容，大灣區發展是一個「迷你的全球化」（mini-globalization），「假如我們做到資金流、物流、人流互通，她就是一個很大的經濟體，每一個城市都會分工、得益，就像中國在過去40多年來在全球貿易中得益一樣。」
增加學位供應 達到研究同質化
「大灣區必須分工合作，因為從基礎研究，到原型（prototype）發展，到商業化、量產，這是一個漫長的過程。若只在一個地方完成，必然會失敗。深圳有完整的高科技產業供應鏈和大市場，大疆創新（DJI）也是到內地才能發展成熟。我們要不分彼此，創造雙贏。」
至於中大有什麼可以貢獻大灣區？劉教授認為，中大可以增加大灣區的學位供應，讓全大灣區的年輕人都有一個進修機會。他又建議，未來應該讓兩地的研究生、本科生可以跨境選課，達到研究同質化，擴大資源池，這是完全可以做得到的。例如，在香港做醫學臨床試驗（clinical trial）是有限制的，但在大灣區就有很好的市場。當兩所校園變為一所大學時，便可以發揮1加1大於2的規模效應（economies of scale）。
但是，他指出全球化之下，每一個地方總有贏家和輸家。我們不需要擔心贏家，因為有市場回饋，但輸家是每一個政府都需要照顧的，不照顧就會擴大貧富懸殊。他說：「美國許多人反對全球化，正是因為輸家沒有人照顧；英國脫歐也是同理。所以我們進入大灣區之後，香港也會出現一些社會問題，例如大灣區其他城市有些地方做得比我們好，那麼我們便要照顧那些範疇的港商和員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