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感謝大家在星期日早上抽空出席書展參加我的講座，鑑於近來的發展，我會以「如何突破香港的困局」作講題。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副主任張榮順5月於深圳紫荊山莊與建制派議員會面時，說到：「中央政府給予香港人普選的機會，是想打破香港的困境。」即是在中央官員眼中，香港有管治的困境。此外，最近我與香港大學的同學聚舊，我是1972年畢業的，有位1968年畢業的建築師給我看了幾張照片，讓我想起50、60年代時香港有不少木屋區，不知在座比較年長的觀眾，對馬仔坑木屋大火、雞寮山泥傾瀉等有否印象。那時香港仍有大量木屋區、臨屋區，嚴重的房屋居住問題更成為了話劇的題材——《七十二家房客》。
70年代，時任香港總督麥理浩提出「十年建屋計劃」，但未能達到目標——亦可以說歷屆領導所提出建屋計劃往往都不達標。但經過70、80年代的努力，香港的房屋問題基本上得以解決，大約200多萬木屋區、臨屋區居民得以遷入公屋居住。不過現在又出現籠屋、劏房、工廈非法居住等問題，房屋問題再次湧現，對很多巿民來說是生活條件的倒退，置業機會遙不可及。特首又提出「十年建屋計劃」，十年內建造490萬個單位，但最近有位局長表示這不可能做到。我們解決不到房屋問題、土地問題，政改又被否決，香港是否處於困局呢？
行政主導與民主化的關係
我想花一點時間分享對香港今時今日為何會處於困境的見解。過往有幾個因素，第一，回歸不久就遇上金融風暴、禽流感、非典型肺炎，經濟出現逆轉，記得有銀行家對我說：「回歸前大家豐衣足食，現在無啖好食。」回歸20年左右，香港的政制已在默默改變，回歸前香港只是簡單的殖民地制度，真正行政主導。行政會議逢星期二早上召開，我翻查歷史，原來是由於英國內閣傳統，他們便是逢星期二開會。香港開埠後的立法局，全由官員擔任，後來開始委任紳商名流、高等華人，再後來委任增加，代表都由政府牢牢控制。當時政府的運作就是行政會議批准的事項，會議記錄會寫上「the Council advised and the Governor ordered」，然後轉至立法會「橡皮圖章」蓋印。
以行政主導，決策效率更高，可於短時期內完成項目，如1994年立法會才決定撥款予貿易發展局興建會展新翼，於1997年便已建成用作回歸大典；赤鱲角機場於1990年提出，於1998年亦已建成；1974年建立廉政公署，雷厲風行。今天的立法會愈來愈民主化，70位議員有40位直選，包括五個超級議席，雖然屬於第二功能組別，但其實也是直選。直選議員當然要面對巿民，回應巿民訴求，議員之間亦有競爭。由於愈趨民主化，議員們都集中爭取巿民支持，顯示自己做到政府做不到的事，努力監察政府，所以立法會聲音愈來愈多，時不時有人要彈劾行政長官，或要調查特權權力、追究責任，要有人頭落地。這需要長時間諮詢，制度的改變當然影響政府的效率，行政主導的制度被削弱。
全球化下的劇烈競爭
第二，有些事情在回歸前已發生，就是全球一體化。全球一體化當然是由於世界貿易組織的成立，與世界貿易的自由化。或者各位有聽說過以前負責推動世界貿易的關稅及貿易總協定（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GATT），目標是削減關税，拆除貿易的障礙。後來成立了世界貿易組織，他們到各國商討如何削減關稅，拆除貿易屏障。中國於2000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經過烏拉圭回合的貿易談判後決定削減關稅，我們亦知道中國最近再減關稅。
關稅減，非關稅障礙拆除，貿易便愈流通，貿易、投資資金、服務業就愈蓬勃，因為不只是商品貿易開放，還有服務業貿易。開放服務業貿易對香港的影響，就是我們的勞工巿場開放，特別是高層次勞工巿場，如果有法國銀行來港開分行，我們無法阻止他由法國調動員工來港工作；或者有國際顧問公司在港開設寫字樓，我們亦無可能反對其引進全球視野最高學歷的專才來當顧問。所以勞工巿場在最高層已全球化，我們的畢業生是面對全球的競爭。加上在90年代開始有互聯網的誕生，很快便蓬勃發展，大家都知道這個數碼革命改變了世界，改變了生活模式、通訊模式、儲存和分析資料的模式，以及生產的模式。
港商北遷 本地再無製造業
第三，中國改革開放之後經濟崛起，令香港的經濟角色改變。最初中國經濟上的崛起是對香港有利，我們的廠房北遷。我是1987年調到貿易處，1992年再調到工商科，1995年擔任工業署署長，所以我在工商貿易層面做了六、七年。為何立法會的功能組別現有紡織與成衣呢？因為當時這些行業都是香港經濟支柱。戰後第一批把資金、管理經驗和生產技術帶來香港的，就是上海製造業的工業家。那一代工業家對香港的經濟、製造業有很大的功勞。香港曾有幾個工業是世界知名的，第一就是紡織與成衣業，在數量上世界第一，而品質最好則是意大利；還有鐘錶、鞋和玩具，我們有多個世界第一的稱譽。
不過，中國改革開放之後，廠房紛紛遷上大陸，香港再沒有製造業。香港不同新加坡，新加坡有一項政策，規定保留一定規模的製造業，並且支持將製造業提升檔次。他們有生物科技城，花大量資金在美國招攬大學教授，以進取政策維持新加坡的高科技產業，讓大學生畢業後有工作，刻意的政策讓經濟更多元化。但因我們的政府採取不干預的政策，小政府大市場，製造業全都北遷。
改革開放頭20年，製造業東主在內地賺很多錢，但最近我在研究香港的長遠競爭力，訪問了一位鐘錶商，他說：「以前會在內地聘請3,000人，現在只有300人。」他不是缺錢，而是不知道將來可以做什麼。他亦不會叫女兒接手打理廠房，因為時下年輕人不愛戴錶。以前精工錶、石英錶、電子錶大行其道，現在只用平板電腦和智能手機。世界的經濟正在起數碼革命，這是第一點。第二，就以他的千金為例，若你叫剛畢業的大學生到湛江、廈門的廠房工作，他們會感受到生活水平倒退，所以很多製造業東主在內地賺夠錢後，便返港買房屋、股票，生活不錯，但對香港的產業發展貢獻便減少了。香港的經濟角色改變，很多手握資金的商界人士，表示除了買房屋、投資股票外就不知有什麼作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