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本文原刊於本年7月10日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經作者授權轉載，為《香港觀察》系列第二篇。
7月初剛掀起了七一大遊行的香港民間社會，之後又在籌劃佔領中環的具體步驟和日期（提議最早在今年8月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有關香港政治改革的決議之後）。親政府的報刊連連大聲抱怨：如今的香港已經成了「遊行之都」——這些年來差不多每星期都有遊行示威，過若干年就有一次達到幾萬人乃至幾十萬人的大規模遊行示威。這麼下去，怎麼得了？
為什麼香港沒有正式去殖民化？
香港確實變得愈來愈難以管治：這次七一大遊行的主題是「自己政府自己揀（選）」，遊行人士沿途高叫現任特首下台、爭取公民提名普選下屆特首。面對着像開水鍋翻滾的香港政局和民情，中國大陸官方人士和為數不少的老百姓頻頻發出尖銳指責：「你們如今天天向中央政府要真普選，當年在英國殖民主義統治下，你們為什麼不要求搞民主？」言下之意，是香港人「賤」，「甘當英國殖民主義的奴才」。
表面上看，以上的指責挺符合史實——在英國殖民統治的後半個世紀裏，當全球的殖民地相繼去殖民化、鬧獨立、搞民主的期間，香港卻大體上安安穩穩，沒有風起雲湧的反殖民主義大規模運動。
為什麼香港人看起來「很服英國管，不服中國管」？難道香港人真的特別「賤」、「偏好為奴」？這個大問題必須解答清楚，否則北京的中央政府乃至中國大陸億萬民眾跟香港人都難以化解分歧、理順關係。
我離開中國出去留學的30年之前，正是中英關於香港回歸談判的要害時刻。那時候的我剛剛有機會面對外部的真實世界，諸多重大疑問油然而生，其中最令我難以解釋的難題之一就是：為什麼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那正是非殖民主義化的最高潮時期——香港偏偏不跟隨全球的民族解放浪潮、走上反殖民主義的大道？為何香港與世界潮流那麼南轅北轍？
過去這些年裏，對好幾個前殖民地的親身觀察和體驗，牽引我找到符合實情的解答。這個至今讓中國官方和無數大陸人民惱火的問題，只能放在整個中國近現代史的大背景下去疏理，才可以悟出真相。
陳佐洱：香港的非殖民化還沒有完成
我們這一代人出去留學時，帶了不少的中共傳統革命思維。其中一個觀念就是：全球20世紀的發展大趨勢、尤其是在二戰後，是非殖民化的過程。按照當時中國人熟悉的毛澤東式語言，就是「人民要自由、民族要獨立、國家要解放」。
很巧合的是，就在今年6月22日香港市民自發舉行公投前的一天，中國駐港前任高級官員、現任港澳研究會會長的陳佐洱在批評如今的香港政治抗爭一波接一波時強調：香港的非殖民化遠未完成，香港社會還有一些人沒有完全適應這一重大的歷史轉折。可見這些中國官方人士與30年前的我是一脈相承的，被同樣的那個百思不得其解的問題所困擾——香港的非殖民化還沒有完成。
討論目前香港連續不斷的政治風波，此乃不能迴避的歷史根源。
以下我試圖講清楚的就是：為何當年英國統治香港的時候，香港的華人雖然沒有同等的政治權利（political rights），卻沒有發生大規模的反殖民主義運動和持續的反抗？這樣的情況即便放在同時期的世界歷史上來看，也是很特殊的，因為殖民主義統治的本質（by definition）就是外來的少數人統治當地的多數人。殖民主義政權一定拒絕普選——只要一搞普選，本地多數人的選票就會結束外來少數人的專權。在幾乎所有的殖民地中，這樣的統治方式都遭到了大的反抗，既有民族主義知識分子的挑戰，也有街頭的民眾抗爭，乃至武裝起來的民族解放運動。
那麼，為何香港缺乏這些，如此特異？
香港相對穩定 逆向反殖潮流
如果觀察二戰結束到1997年這半個多世紀的歷史，會發現反殖民主義和民族自決作為歷史潮流席捲了全世界。二戰前，殖民主義是一種普遍現象，亞洲多處都有殖民地，香港在那時先被英國、後被日本佔領和統治，沒有出現大的反抗也很正常。二戰以後，香港與世界潮流逆向而行，是有深刻原因的，與一水之隔的中國大陸的巨大變遷乃是同一塊錢幣的正反面。
二戰剛結束的香港，日本軍隊留下強佔後的爛攤子，經濟民生處於崩潰的邊緣。日本人撤出後，英國作為宗主國又回到了香港。香港本應該和其他殖民地一樣，藉此時機終結被外來民族殖民的歷史，與中國大陸一起走進後殖民時代。然而當時的中國卻在抗戰結束後，直接進入全面嚴酷的內戰，並未如國共兩黨宣稱的那樣，馬上建立一個民主、自由、和平、繁榮、獨立的共和國。香港本應該出現的反殖民主義的政治社會運動之良機，被中國全面殘酷的大內戰一筆勾銷。
於是，英國殖民統治延續下來。雖然1940年代末的香港經濟民生破爛，好歹還有一個匯豐銀行，銀行的老闆 Robert Morse 把所有能夠籌集的資金，據悉是700萬英鎊，全部支出作為抵押，接收了（redeemed）日本佔領軍濫印發行的貨幣，挽救了瀕臨破產的金融體系，穩定了香港宏觀經濟局面，從而讓香港成為一個能夠和平建設的邊陲之地——它的北邊正戰火紛飛。也就是說，相對內戰之下的中國大陸，香港還是一個相對穩定的避難所：從1946年到1948年，來自內地的資金和勞工促使香港的貿易額翻了一番。

內地難民帶來香港經濟起飛
等到中國的內戰結束，1949年大陸基本上實現統一，和平的社會秩序建立起來了，此時實為香港反殖民主義的社會運動提供了可能的第二次契機。但立刻中國大陸就進入到劇烈的政治經濟社會革命，這場大革命讓一個落後的社會進行工業化、現代化建設的最重要的階層——企業家、金融家、商人、地主富農、知識分子成為鬥爭的對象。簡單地說，中國大陸在剛剛結束了內戰之際，馬上出現了另外一種形式的戰爭——「階級的戰爭」（列寧語），中國翻譯成「階級鬥爭」，這樣的戰爭雖然不用大砲機關槍，但照樣會讓許許多多的人家破人亡。
而同時期的香港，卻意外收穫了大陸革命局勢的兩大「成果」：資本和勞動力。英國殖民主義政權戰後的措施，只是穩定了香港的局面，尚不足以帶來香港的高速發展。但大陸的社會主義革命高潮，卻提供了香港經濟起飛的基本動力——來自中國內地一波波階級鬥爭的逃亡者。一方面來自東南沿海（特別是上海、浙江）的資本家，為香港帶來了企業家和管理人才以及開辦工商企業的資本。來自其他地區的難民（特別是廣東），則帶來了經濟起飛的另一個要素——廉價勞工。
這就是香港為何在1950年代初以後的20多年裏，未曾湧現大規模反殖民主義運動的第二大原因——大陸一波波逃港的難民潮。
大陸難民剛到達香港，是四等公民——洋人是一等，本港出生的華人是二等，早先來港的華人是三等，經濟權利、更不用說政治權利，是相對匱乏的。但相比於當時中國內地的狀況，在各個可以比較的方面來說，香港還是好得多，因為人身安全、財產安全、宗教信仰、傳統的生活方式是受法律保障的：這些就是基本人權的內容。有了這些基本的人權，然後又可以打工糊口，運氣好的還可以創小業發點財，逐漸地他們和子女還能享受到初步的公費醫療、公立教育的少許福利。你要他們敵視、仇恨、着手推翻香港的基本制度，很難辦到。
有人要問：那為什麼英國殖民主義政權會這樣做？也許有人說香港需要利用他們的資本和勞力來發展當地的經濟，或者殖民主義特別狡猾，以此收買人心。不管原因是什麼，結果是同樣的。當逃到殖民地香港的中國內地人在這裏得到了在他們的故鄉無法保障的基本人權以後，他們就會把在此之上進一步的生存、生活、經商、發展機會看得極端重要。
香港的吸引力愈來愈大，試圖逃離內地的難民愈來愈多。僅僅在到1950年代初的幾年裏，就有至少30萬人跑了過來。港英政府也因此設立了「東方柏林牆」，即從1951年起建立香港邊境禁區，與內地完全分隔開。但內地階級鬥爭愈來愈劇烈，土地改革之後，1957年反右運動，後來就是三年大饑荒，再後來是文革。與此相應的，有好幾次大中小型逃港潮，總共約達56萬人次。
文革中逃港的最知名的就是海歸教育家、中央音樂學院院長馬思聰。 1966年文革開始，馬思聰飽受凌辱。1967年，他借到深圳演出的機會逃往香港。他本人則成為以知識分子和知青為主體、長達10年的逃港浪潮的開端。
1971年，寶安縣公安局給上級的《年終匯報提綱》中寫道：「由於大外逃，深圳邊境一線，大望前、馬料河、恩上、牛頸窩、鹿嘴、大水坑等許多村莊都變成了無人村」（《大逃港》，頁164）。當時還有一個恐怖現象，流經廣東、廣西的河流到了香港的入海口，武鬥期間幾乎每天都有從上游漂來的屍體，往往是五花大綁，帶着被虐待的傷痕，都不是自然死亡的。香港居民從報刊上看見照片，或者自己親眼所見，讓他們對北邊的祖籍故鄉驚恐不已，慶幸自己人在香港，沒被捲進這些災難。
在1997年7月1日香港回歸之前，在北京方莊天則經濟研究所的一個小型報告會上，我第一次提及這個問題，強調說：「香港過去的發展、繁榮和穩定，主要不是殖民主義制度有多麼完美，而是白白得了『比較優勢』的好處——毛時代中國內地的狀況實在是太糟糕了，反襯之下，香港尚可安身安家、打工賺錢，華人老百姓因此不願意起來推翻不太糟糕的港英政權。」聽眾中有英國駐華使館來的人，顯出哭笑不得的神色。
港英殖民的兩個優勢
我以上的歷史釐清，並不是說香港在二戰後一點反殖民主義的風浪都沒有。雖然絕大多數的香港居民不願意趕走英國殖民主義者，但也還有少數的激進分子不甘現狀。香港至少發生過兩次帶有暴力成分的反殖民主義街頭運動，第一次是1956年的右派暴動，規模小一些，是中國國民黨在香港的地下組織促成的。港英政府抓了一些人，把國民黨早先派來的骨幹分子驅逐到台灣，從此以後國民黨在香港發動群眾的力量就完結了。
第二次要大得多，是1967年5月的左派暴動，主要是受了內地文革的刺激和支持，有人製造土炸彈，引發了街頭的衝突和死傷。港英政府採取果斷措施，抓了上千的人，把最骨幹的力量驅逐到中國內地去，施行了一段時間的特殊街頭保安和交通管制後，事情也大體平息了。另外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在於，毛澤東和周恩來下令內地的文革勢力不可推動香港的群眾運動。
可見，二戰後的幾十年裏，香港沒有出現大規模持續的反殖民主義運動，港英殖民政權還有兩個法寶：第一，對涉及反殖民主義的言論不太理會，一旦付諸街頭運動，就將涉及暴力行動的個人抓起來。第二，把最關鍵的骨幹人物遣送回他們的祖國——你是中華民國派來在香港搞運動的，就驅趕你去台灣；你受中華人民共和國官方指派在香港搞運動的，就驅趕你回中國內地，人歸其主。這第二種方法特別有效，純粹受理想主義鼓舞的群眾很少，而一旦反殖民的骨幹人物被驅趕回他們的大本營，香港本地的社會運動就瓦解了。
中國缺乏港英的比較優勢
我以上對中國近現代史大背景下殖民地時期香港「特異性」的疏理，主要講的道理都是基於人之常情，而非忽悠人的抽象意識形態。
英國治理香港的最後半個多世紀裏，絕大多數香港居民之所以不願意奮起反抗殖民主義，並不是因為殖民制度有多麼完美，更不是因為香港人特別「下賤」，而是因為中國內地長時期多種形式的大動亂——全面內戰、鎮壓反革命、土地改革、三反五反、大躍進、大饑荒、文化大革命等等，使得香港比較起來是一個不那麼可怕的避難所，普通華人在此能夠謀生、發財、寫作、圖進一步的發展。
他們最擔心的是：如果這塊避難所喪失了，他們就會過與故鄉同胞們同樣可怕的那種生活。所以極少數的英國殖民主義者，統治比他們人數多幾十倍的香港華人（在那個時代，華人佔本地人口的96-98%），就比較容易。作為華人，你要是極痛恨英國殖民主義制度，不安於現狀，那你就回你的故鄉去；你要是組織群眾試圖推翻殖民主義制度，港英當局就驅趕你回故鄉。
這樣的比較優勢英國當年有，如今的中國卻沒有——今天香港居民中的絕大多數，你無法讓他們繼續有一種被殖民地保護的心態。他們的普遍心態是：「殖民主義者已經走了，我們要把自己的家園發展得愈來愈好。」對於那些非常不滿目前的香港政治制度、企圖發動群眾改變它的骨幹分子，你也不可能把他們驅趕回故鄉，相反，中國內地政府這幾年來能夠做到的，是堅決不許他們回內地去，怕的是他們在內地鬧事。
不久前我在大陸與朋友、熟人談起英國治理香港比中國治理香港更容易時，非常耐心地解釋過這後面深層次的比較優勢的道理。隨後有聽眾問：那還有沒有可能，為中國治理香港創造出新的比較優勢？我說，除非你能夠告訴香港居民，如果你們不滿意北京的中央政府對香港的政策，那就馬上讓北朝鮮來治理香港。只要有這樣的比較優勢，香港立刻就會很服北京的中央政府管治。
你聽起來這是笑話，其實這裏面包含了太多的政治學、社會學、心理學的道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