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大學出現副校長委任的事件，目前似乎是個僵局。直到今天，不管是各方面的政治勢力，還是各家媒體，都以為在打一場政治仗，已經沒有人深究到底在爭持的是什麼。就像台灣的「反對課綱」事件，人們從媒體看到學生與教育部長的爭持，但是很多人都不清楚，到底事件的焦點是什麼。
球員使命 絕非毆鬥
袁國勇辭去校務委員身份，很多人覺得惋惜，一位教授徹底獻身醫學研究，卻無法為自己的學術單位的發展服務。但這居然引來一些批評，認為他沒有守住崗位，意思是他應該「戰鬥」下去。對很多人來說，這種批評是個意外。筆者卻很受袁國勇的退場所感動。原來是在作賽的球場，忽然出現了拳腳橫飛的打鬥，你是球員，你會怎樣做？難道還要問球員：為什麼不參加打鬥？
在熒光幕上看到雙肝同時移植的醫學創舉，坐在醫療團隊當中的，是另一位校務委員盧寵茂。他是醫療團隊的首腦，那是他的使命所在，要他去參與政治鬥爭，也是要求他去在自己的使命之外，在好不熟悉的戰場上打鬥，實在既冤枉又殘忍。
學者尷尬 於心何忍
又看到學術界的喜訊，港大理學院院長郭新，最近在檀香山獲選為國際天文聯合會（International Astronomical Union, IAU）太空生物委員會主席。天文學家郭新教授，是物理系的講座教授，他也是校務委員會委員。最近傳媒報道，他在校務委員會也表達過意見，對於校務委員會裏面發生的事情，表示無奈。
港大的校務委員會，有四位選舉產生的教師代表，都是學術人員。上述的三位都是在國際上素負盛名、在科學領域可以馳騁縱橫的尖端學者。他們的責任，是從學術人員的角度，參與大學發展的決策。一位候選人是否適合擔任副校長，首先要由他們決定該位教授是否勝任；候選人的政治、社會形象與影響，會否對大學產生良性或者惡性的影響，這群學術代表最清楚。假如要他們摒棄學術的依據，純粹根據外界的輿論與壓力去參與決策，那就違反了他們的專業職守，也是他們的失職。眼看他們在校務委員會裏面掙扎，很不好受。
校務委員會的主席梁智鴻，本身也在大學教過書，也是身經百戰，當過許多重大委員會的主席。以往是很有分寸、面面俱圓、而又善知進退（例如醫管局）的公眾人物。在新的時代，在人們不知輕重施加壓力的當兒，他卻有點把持不住，忘記了大學的根本。在徐立之留任問題上的草率（這倒與傳聞相反，無關政治，事情在港大8.18事件之前就開始了），在委任副校長事件中的手足無措， 都說明時代不一樣了。在大環境的政治爭鬥中，面面俱圓的空間不大了；結果，原作為球場的校務委員會，卻變成了政治鬥爭的戰場。忽然想起，這有點像19世紀末的日俄戰爭，在中國國土上進行的爭奪戰，無論誰勝誰敗，遭殃的只會是中國的老百姓。
政治爭鬥 學術遭殃
媒體對於以上分析，是沒有興趣的。上兩周本欄的文章，引起了不少媒體的注意，筆者沒有答應他們的採訪要求，因為明知不能滿足他們要我當黑白裁判的期望。十位院長聯名，希望各種政治勢力撤出學術決策，有些報章的標題，竟然是「各打五十大板」；袁國勇辭職，有時事評論員說是期待「立場更鮮明」的人來替代，等等。反正，媒體的腦袋，充滿的是政治角力的「鬥爭形勢」，對於這所在中國國土上的、中國人引以為傲的國際學府遭受踐踏之事，卻視若無睹。
還是球場的例子：人們的興趣，已經不是球賽， 也不顧無辜受困的球員有否受傷、球場的草地是否受到糟蹋，反而樂於觀看球場上的打架，或看熱鬧，或為打架者助威吶喊。
近兩天港大起碼有兩位同事，高調評論事件。一位是批評袁國勇，這位同事，看來是把校務委員會看成是政治戰場，要袁國勇為別人的政治理想去打仗。也許對於這位同事而言，世界上除了政治，已經再沒有其他，任何人都只能是或正或邪的政治戰士。
另一位則更奇怪，忽然以「代表沉默的大多數」自居，趁着譴責學生的「方便」，針對另外一位同事，跨過界別，說人家沒有學術水平，重複數說其政治罪過。看來這位同事還沒有弄清楚目前困局的性質，也不明白學術人員的操守底線，如此的言論，只會是火上加油。不過，也許很快就會有內地報章引用，題目說不定是「港大終於有人發聲」。
上述兩起，是港大的同事公開批評其他同事——既不是學術的爭論，也不是政見的交鋒。歷史上從來沒有出現過，有的話，是同事批評校長，但大都是針對校內的行政。點名的人身攻擊，超出了學術人員的操守，如此下去，假如大家都參與政治的混戰，大學內部也會變成政治戰場。
回顧一下事件的發生。有報章取得了港大物色委員會的內部消息，另外兩張政治立場鮮明的報紙，幾乎同時發表政治言論，攻擊這位候選人。
與此同時，物色委員會按照慣例，也是前兩位副校長委任的過程，估計當然也經過校長的同意（副校長，基本上是校長的「內閣」成員），預期校務委員會自然接受提名，與候選人擬定委任的細節。照常規，也照常理，校務委員會或者是照正常程序接受，或者是委員們可以因為新的形勢，討論是否需要研究。正常的情況，最後看校長的意見。
原理上，校務委員會招聘副校長，是為校長創設條件，為校內的行政管理服務，而不是越俎代庖，造好了一個班子，要校長接受。程序上，校務委員會負責招聘，但是副校長的團隊，是校長作為 CEO 的團隊，不是校務委員會的團隊。1996年，筆者當副校長的時候，完全是校長的選擇。不過，當時的鄭耀宗校長比較民主，還特意徵求各院長的意見。當時的副校長，都是兼職；現在的副校長，是全職行政人員，新的遴選法則，全球招聘，是2002年以後才實施的。
政治混局 誰來收拾
報章登出政治性評論，而且是少有的點名評論，於是引起了另一方勢力的反擊。沒有人去釐清「委任」的權責，沒有人去研究政治以外的影響，於是鬧成了政治事件。困局是：校務委員會變成了政治博弈的一張棋盤，對於原定的候選人，不論委任與不委任，都會受到某一方面（可以預期猛烈）的政治攻擊。聽說有人勸喻候選人退出，那是沒有道理的。遴選過程和結果，不是候選人自己造出來的，本身並沒有「政治委任」的元素。為什麼不是清除政治因素，而是要遴選程序屈就於政治鬥爭？按照程序，校務委員會可以接受，也可以不接受物色委員會的提名。僅此而已。
最先提出政治性評論的報章，也許是不會對後果負責任的。外界看來，連一所大學的副校長委任都要干預，還算什麼「港人治港，高度自治」。誰來負這個責任？而學生闖入校務委員會，也許沒有想清楚，事情本來不是由於學生引起，但是肆意的闖入，反而背起了本來不屬於他們的政治責任。
筆者這些話，一定會受到鬥爭雙方的攻擊，會覺得「騎牆」、「各打五十大板」，因為現在出聲最大的，都是政治鬥士，你不參加打鬥，就是迴避鬥爭。事件不是學者造成的，請放過學者。筆者的呼籲很簡單，請高抬貴手！目前在美國開會，很多國際朋友都前來「慰問」，一位善意的朋友與我細聲說：「港大發生的事，對香港很不利！」對不起，還有許多很有意思的教育文章，積壓多時。就此打住！
原文刊於《信報》，獲作者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