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致光:緩和社會撕裂 要先處理兩大矛盾

這次政改以及佔中,特區政府是失去了整代年輕人,大約八成的年輕人,都出現信任及信心的問題。所以投資在年輕人的多方面發展相當重要——尤其是香港的教育……
【香港的前路系列文章】
2015年7月,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主席曾鈺成議員、香港大學王于漸教授、香港工商專業聯會主席黃友嘉博士以及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副教授羅致光博士,參與假香港大學舉行的「香港的前路」研討會,由香港電台副廣播處長(節目)戴健文先生主持,探討本港正面對的困境以及其解決方法。最後一部分由羅致光教授發言。
中港互信不足,北京與泛民關係難以破冰,我對政制改革的判斷是會繼續倒退。泛民在2017年的參與度將會大幅度下降,所以整體氣氛都會下降。

管治核心「西移」 泛民繼續碎片化

管治效能亦不需要多說,大家都看到,在政改投票的時候的「發叔事件」,顯示西環統籌的角色愈來愈重要——議員們在事發後,第一時間就致電西環,而不是負責政策宣傳的政改三人組。香港有兩個權力中心,一個是中環(雖然現已東移至添馬艦),一個是西環,在整個建制的表現看來,似乎統籌的角色已愈來愈向西方轉移。
泛民零碎化就不只是今天的事,自回歸以來,泛民零碎化已是一個不能逆轉的趨勢。以前曾經有一個叫香港民主同盟的組織,就是因當時泛民零散、缺錢及組織人數少,每逢選舉只有一個泛民候選人監票,人力物力不足,於是有人覺得泛民應該團結,就誕生了香港民主同盟,後來就有民主黨。我相信政改被否決後,零碎化現象會更加明顯。
社會撕裂,抗爭不斷,群體之間不再互相尊重,社會和諧不再,這現狀正不斷發生,且會愈來愈激進化。

中央泛民都需要改變

政治格局若要改變,短期內可做的事不多。政治格局要改變,最簡單的就是給予泛民派回鄉證,讓他們能深入了解國家,互相認識,才有合作的可能。
中央對香港的統戰策略從來是一分為二,將香港分割為建制與泛民。當中央整個統戰策略分開是這樣推進時,而社會對泛民的支持率維持在百分之55至60,社會不撕裂才怪。不改變統戰策略,香港社會矛盾就無法解決。
年輕人醒覺。有一次,我問他們知否梁振英參與時有一口號:「齊心」,齊心就是國家主席習近平的母親?沒有人答得上。大家對社會的認識及敏感度仍是非常低。這種出現的短暫熱情,與2003年七一遊行之後的政治局勢接近,年輕人踴躍參與區議會選舉,2003年泛民大勝,參與的年輕人非常失望,而年輕人的組織亦慢慢消失,我相信這情況於未來仍會再一次發生。

政府介入未能解決貧富懸殊問題

當前社會的兩大矛盾,分別是貧富懸殊與年輕人缺乏前景,在佔中期間,我與年輕人討論,特別是政治和經濟的關係,他們都會問:「香港經濟發展有什麼好處?經濟增長與我們有什麼關係」,我回答錢並非萬能,經濟無發展,大家就無發展機會。
先講貧富懸殊,在香港政府介入前,貧富懸殊與美國、英國相差不遠,但政策介入後,貧富懸殊的情況比英美兩國要大。以公共財政管理的能力而言,政府介入的能力相當低,資本、土地的增值遠遠高於勞動收入的增值,過往幾十年都是如此。

年輕人缺乏出路

第二個矛盾就是巿民(特別是年輕人)對國家、政府、社會與自己前途的信心下降。年輕人上流減少的兩個主因包括經濟發展放緩,另外是人口結構的變化。經濟發展於60年代為8.7%,70年代為8.9%,到2000年代為4.1%,2012年為1.7%,2013年為2.9%。長遠經濟計劃工作小組(即財政司司長在2014年委任的一個小組),曾估計2014年至2021年這八年之間,平均增長是3.5%,但2014年平均只有2.5%,2015年第一季亦只有2.1%,小組估計未免太樂觀了。個人估計經濟不會太差,但不會有大增長。
我成長的年代,上層社會不太多人,當經濟增長快時,升職的機會便大。我以社會工作者為例子,大學畢業生做社工通常會先做助理社會工作主任,在80年代,平均五年便升為社會工作主任,今天是18至20年才有機會晉升。這個差異的出現,是因為上層的人不退休,年輕人無得發展。由於人口到2026年才會稍為下降,預期情況將會不斷惡化。
社會矛盾與年輕人發展,對特區政府來說,我相信除房屋問題外便是重點要解決的問題。要處理這兩大矛盾,社會氣氛才會有所改善。

扶貧養老均充滿挑戰

在扶貧方面,政府介入後剩下的98萬於貧窮線下生活的,有兩大組群,近一半是在職貧窮家庭,這類於2016年年中就會有變化,因為會推行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另一半貧窮人口就是長者,這就是退休保障的問題。
財政司司長不斷提醒未來這幾年香港財政依然會有盈餘,不過什麼都不做的話,15年後就會用光。而如果稍為改善安老服務的提供,讓三成長者入安老院,七年後就沒有盈餘。今天我們每年要建造近17間安老院,才能滿足到現在新增的需求,到2041年每年就要建造47間。任何改善長者貧窮退休保障的問題,都要問「錢從何來」。這是未來十年的大問題。
在這次政改以及佔中,特區政府是失去了整代年輕人,大約八成的年輕人都出現信任及信心的問題。所以投資在年輕人的多方面發展相當重要——尤其是香港的教育,香港其中一個專業前景最慘痛的就是教師,不少大學學生修讀教育希望日後當教師,都要面對每年都是合約制的難題。如果我們不改善教育專業就改善不到基本教育。
簡單說香港的前途,欲速則不達,在政改問題上我都有相類似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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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社編輯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