輾轉求職從港大舍監到中大講師

不知何故，我的嗅覺和味覺自70年代中期起日漸退化，至1977年便完全消失了。一天，蘇繩祖分別把兩瓶液體放到我鼻前，叫我嗅，但我一點感覺也沒有。原來它們分別是酒精和阿摩尼亞精（濃縮氨水）！李信廣是耳鼻喉專科醫生，他也束手無策。類固醇藥物服用時效果顯著，但一停藥便回復原狀。此藥不可多服，信廣因此只讓我試用一次，為期兩週。

雖然完全失去了嗅覺和味覺，但很奇怪，吃到已變壞的食物，我仍然可以分辨出來。1978年夏天，我們一家四口在中環的月宮酒樓午膳。我夾起一件燒賣，咬了一口，便感到有點不對頭，於是告知曼儀。她再三咀嚼後，才發覺略有異味。

我們因此「無心戀戰」，想着離開。這時，剛滿三歲的允寧突然「爆」出一句：「不如『買單』啦。」她不知道廣州話「埋單」是結賬的意思，把「埋單」誤作「買單」，以為是用錢把賬單買下來。這無疑是一個很合理的推論。數十年後，國內的同胞也因不諳「廣府話」而有同樣的誤會。經過多年來的誤用之後，「買單」一詞現已積非成是，廣為接受了。

針灸治療嗅覺恢復

1979年3月，跟楊健明談及我的嗅覺問題，他建議我試試針灸，並向我推薦李文華醫生。李醫生落針之後十餘分鐘，我便感到鼻竇內好像有些東西在轉動了。我兩日接受一次治療，每次30分鐘。第三次之後，我的嗅覺和味覺有時若隱若現地恢復了約10%。五次之後，我因為要前往美加而終止了針灸。臨別，他說我的情況日後可能慢慢好轉。果然，在多倫多的日子裡，我的味覺偶然會恢復約五成。後來，我注意到，這「偶然」在某種情況下會變成「必然」：吃過燒鴨或燒鵝，味覺便會改善。於是，以後每次上館子，我都先來一碟燒鵝或燒鴨，這就養成了我常吃這兩款燒味的習慣。雖然味覺現已恢復得八八九九了，它們仍然是我的至愛。

放膽闖蕩始求轉職

全職舍監工作不易為，每天都生活在提心弔膽之中。上任之初，兆傑就這樣對我說過：「我不羨慕你（的工作）。」他的關注，我完全理解，也絕對同意。我當時的想法是：這是有意義的工作，我願意闖一闖，做五至十年，伺機轉任全職講師或其他教育崗位。

1978年初，港大教育學院（1976年9月升格為School of Education）的院長Prof. Alan Brimer約見，告知汪老師暑假退休，問我有沒有興趣接任，希望我申請。我感到非常詫異：為甚麼會想到我？（事後猜想：可能是因為看過我對某篇碩士論文的評審報告吧？見本章第三節。）定一定神之後，我表示恐怕沒有資格申請這個職位，因為中文不是我的本科，並向他推薦李百強。他接受了我的推薦，但仍然希望我考慮他的建議。最後，我們作了一個君子協定：如果李百強跟我一起申請，他保證我們都有面試。面試6月26日早上舉行，小組主席是中文系的馬蒙教授，其餘兩人一位是教育學院代院長Dr. Raymond Simpson，另一位忘記了是誰。接受面試的共三人，第三位是最後勝出的韓炎聯。中午一時左右，馬教授來電，請我下午到他辦公室談談。見面時，他告訴我，遴選小組見完我們後，討論了超過一個小時才能作出決定，結果選了中文系前主任羅香林教授極力推薦的韓炎聯，跟着向我說了一番安慰和鼓勵的話。數日後，收到學校一封措辭懇切的通知書。失望之餘，總算有點安慰。

政治審查無緣廉署

11月，香港廉政公署招聘社區教育主任，我去信應徵。12月9日面試，1979年1月初，廉署來電，請我前去談工作細則，並交我一叠文件回家閱讀。我取了文件回家之後，便第一時間通知學校當局，報告了情況，跟着表示想申請無薪假期兩年，完成了廉署的合約之後回來復職。這是大學裏常見的安排，一般都獲批准。正是無巧不成書，每月一次的教務委員會會議在收到我的口頭通知後次日召開，即時決定原則上接納我的要求，並紀錄在案。數天後，廉署又再來電，表示抱歉，高層沒通過聘任我的決定。很明顯，他們沒想到，我的申請會過不了警察局政治部審查的關。再過幾天，我忽然收到一個問候電話，是一位相當稔熟但多年沒有來往的棋友打來的。他是蘇格蘭人，任職政治部。1971年，我擔任香港國際象棋總會的會長時，他是執行委員會的成員。

80年代初，我協助廉署搞了一個大型的青少年道德教育活動。1988年，它來信邀請我加入他們的「社區關係市民諮詢委員會」屬下的「社會教育組」。一年後，他們更進一步邀請我為諮詢委員會的成員和社會教育組的主席。我藉機查詢有關黑名單的問題，所得答案是：事過情遷，過了七年，自然「洗底」。可不知我當時的「底」何來：因參加過學友社？因支持學運？因去過共產主義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