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說1969年。1月30日放學後，港大學生會時事委員會在陸佑堂搞了個題為「大學教育與社會」的論壇，出席人數高達400。其間，座中一位同學多次不按程序發言，引起其他與會者不滿，主席於是嘗試制止這位同學，但因為手法不當，反而「引火自焚」，給轟了下台。討論的重點跟着急速轉向，聚焦於大學校政改革。黃昏前開始的論壇一直延續到凌晨三時，通過了對大學的若干要求之後才結束。有部份要求後來獲得了大學的接納，學生會從此在教務委員會裏有六個議席。
1970年7月12日，港大學生會聯同多個專上學生團體，在九龍窩打老道青年會舉辦了一個史無前例的研討會，討論中文成為香港法定語言的問題。這在當年來說是一個很敏感的議題，所以政治部派了大批探員和便衣警察到場監視。臨場氣氛相當緊張，但市民反應熱烈，很早就坐滿了整個禮堂，以致不少人要站着聽，出席人數估計在4500之間。講者包括：冼梓林（大專學生）、黃夢花（市政局議員）、嚴元章（中大教師）和我（港大教師）。不知是否受到中文運動（這個研討會是運動的一部份）的影響，香港政府在1971年成立了「公事上使用中文問題研究委員會」，並於1974年立法，確認中文為香港法定語文。
為多份雜誌擔當保證人
1970年前後，香港的青年人，承繼了60年代在中學成立文社的風氣，熱衷於出版關注社會和政治的刊物。《伴侶》的編輯李怡，創辦了《七十年代》月刊。從澳洲回來、在青年協會當助理幹事的莫昭如，則跟多位年青人 (其中有幾名是明原堂的宿生) 一起，出版了《70年代》雙周刊。登記時，政府要他交按金（好像是二萬元）或找個保證人。他來找我，我答應了。稍後，姚沛滔和杜秉祺來看我，表示要出一本名為《生活》的月刊，想我做他們的保證人。再過一段時間，古兆申等人也為《盤古》月刊來找我了。沛滔是拔萃舊生；秉祺是沛滔中大同學、拔萃教師，我離職後由他補上；兆申是曼儀文友。他們的要求，我全部沒有拒絕。
如果要把上述雜誌分類的話，《七十年代》屬傳統左派（國內信奉的馬克斯主義）、《70年代》屬新左派（傾向無政府主義）、《生活》立場未明、《盤古》親台灣，但有跡象正向左轉。面對青年人辦刊物這個問題，我是「無所謂」派，只要態度嚴肅和言之有物。這時，我大概已受到香港政府政治部的注視了。
自1968年起，到1978年止，香港的學生運動不絕如縷。在這十年的學生運動中，包括1969年的珠海書院事件、1970年的中文運動、1971年的盲人工潮、1971–72年的保釣運動、1973年的「反貪污、捉葛柏」運動、1975年的崇真事件和1977–78年的金禧事件，我雖然沒有直接介入，但都公開表示支持和頗常到現場給他們打氣。此外，港大學生會在會長馮紹波的領導下，首次公開組團回國觀光。紹波和大部份團員都來自明原堂。此事引起頗大的震動。可能是這些事件使到香港政府政治部側目，以致搞到要監控宿生和我的電話 （沒有證據，但很多宿生和我都有這個感覺）。
1972年春天，時在捷成洋行主持中國貿易的司徒衛幹（司徒華的五弟）來電，說他需要一個助手，問我有沒有「好介紹」。我想也不想便說：「有，要男的還是女的？」他說要男的，我於是給他介紹了紹波。他聽完之後，馬上決定：「很好，請他給我一個電話，約個時候見見面。」不久，衛幹自立門戶，紹波跟隨他離開捷成。若干年後，紹波也「另起爐灶」了，跟幾位明原堂堂友在其他方面發展，最後進軍傳媒。他現在是「香港經濟日報」的主席。
懈逅張曼儀 69年結成連理
港大每年都會頒發若干名譽學位給卓有成就的學者和對社會有極大貢獻的人士。作為舍監，我必須出席這個通常在2月舉行的典禮。1969年獲頒授名譽學位的名單中有英國文豪 Ms. Iris Murdoch（1987年獲封女爵士）的名字，因而吸引了不少文學愛好者前來觀禮。張曼儀是其中之一。唸本科時，因中文學會改選事宜聽過她的名字，但無緣識荊。1965–66年間，在籌辦《丙午雜誌》的過程中，跟她見過幾面。典禮結束後，在酒會上碰到她，於是攀談起來。她跟兆傑共事，在中文系教翻譯和現代文學。我們的往還由是開始，十個月後結成連理。（近年獲曼儀告知，文恂師曾在她面前替我說好話）。
我們1969年12月10日在香港大會堂舉行結婚典禮，12月12日晚上在中環皇后大道中京華酒樓設宴款待親友。我們計劃筵開45席，但臨時出了意想不到的問題，只來了43席賓客。當天是香港政府為了粉飾太平而舉辦的第一屆（也是最後一屆）香港節的高潮，中環和尖沙嘴都擠滿了人，要乘搭天星小輪異常困難，而當年又沒有海底隧道，以致不少親友遲到，甚至「冇到」。幸好出席率最後也達到95%。多得梁世鈞、黃兆傑等一眾同事、同學的協助，婚宴辦得非常成功。
1970年1月4日，第二學期開課前夕，我們又請了歐燦記「到燴」，在明原堂的飯堂宴請宿舍全體成員（導師、宿生和工友）。香港戰前是很流行到燴的，在酒樓大排筵席的場面並不多見，主要原因是當年香港的經濟不很發達，市民的消費能力有限：有餘錢的人不多，酒樓的數目也甚少。戰後初期，我一年也上不到一次大酒樓。家裏有喜慶，都是請包辦筵席的店鋪到燴的：兩三桌的會擠在室內，多了便搬上天台。歐燦記位於羅便臣道，近卑利街，是當年中環半山區最著名的「筵席專家」。當晚的氣氛很熱鬧，大家都很高興，不少同學真的「開懷暢飲」。宿生會送了一個有明原堂浮雕的銀盤給我們。這個銀盤我們一直帶在身邊。
圖片：作者提供
明原堂與學運系列（二）
系列文章：
（一）：生活在火紅年代的明原堂
（二）：當明原堂舍監 見證一代學運風潮
